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宝库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表现力的乐器之一，它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20世纪初，刘天华先生将二胡带进高等学府，使其走向专业化道路以来，二胡音乐有了迅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跃进，二胡音乐在保留原有艺术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与革新。大量新作品的问世、演奏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创作手法的结合、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的交融，使二胡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趋势。笔者探究二胡音乐多样化的现状，尝试着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探析，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中西交融、以中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刘天华先生是“中西交融，以中为主”音乐创作思想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一致的，那就是吸收、融汇西方音乐的优秀成分，创造中华民族的新音乐。这是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新文化环境中所做出的选择。他认为：“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①刘天华在当时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二胡音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他是一个既掌握中国音乐创作技法，又善于吸收西欧进步音乐规律的革新家。刘天华在西方音乐的深刻影响下，自觉地从事改造“国乐”的诸多活动，走了一条兼融中西的道路，他在吸收中国民间音乐养料的同时，也借鉴了西洋的一些作曲技法。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主题反映了那一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欢乐、憧憬，他的每一首作品既富有个性，又有自己独特的语汇，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刘天华的音乐创作，在五声音阶为主体的七声音阶中运用了音程大跳，使旋律线有起有伏，呈现浓郁的抒情性。他还借鉴西方五度关系转调并结合适当的速度和力度变化，充分发挥了乐器的特色。他的作品在题材内容上，大致可为三类：其一，表现苦闷彷徨心境的，如：《病中吟》《悲歌》等；其二，寄情于景的，如：《月夜》《良宵》等；其三，对未来、光明充满希望的，如《光明行》等。在技法上，他致力于民族器乐（主要是二胡）的研究改进和创造，适度吸收西洋小提琴的一些技法来丰富二胡的表现力；在演奏方面，规范了二胡的标准定弦和传统把位的划分，特别是许多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如《光明行》中的转调及大段的颤弓，《烛影摇红》中的大跳，《空山鸟语》中的连续轮指，《独弦操》中只用二胡里弦来演奏全曲等，这些在二胡上都是首次运用。

　　刘天华的创作思想影响了其后为二胡音乐进行创作的几代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西音乐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些专业作曲家不断涌现（如刘文金、吴厚元、王建民、关乃忠等），他们所创作的大量二胡作品，几乎都受到这一音乐创作理念的影响，大多运用中国民间音调素材呈现二胡独奏的旋律美，而在曲体节构和调性布局上，运用西洋古典或浪漫时期的和声观念与中国传统作曲技法相结合，使二胡的这些作品既有民族风味，又符合人们对于音乐审美的要求。 　　近几年来，一批创作者和演奏者也开始尝试将二胡音乐与拉丁、爵士、摇滚等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如女子十二乐坊的出现，她们将新的音乐元素带入二胡音乐中来，把一股没有地域之分，同时又极具东方韵味的音乐风带到了世界。

　　二、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在二胡作品中，有很多乐曲都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与当地的地方方言和戏曲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思想以华彦钧（阿炳）、孙文明等人为代表。与刘天华先生相比，他们没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但他们通过自己一生的艺术实践，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二胡艺术传统，这就是二胡的民间传统。由于这个传统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肥沃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华彦钧走的是一条纯中国、纯民间的道路，他是深深地扎根在民间音乐之中，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华彦钧的创作和演奏汲取了民间音乐的特色，把丝竹乐、梵音、十番锣鼓、锡剧、民歌、小调等江南民间音乐的旋律和特点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作品中继承和发展，变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用以表达心中的深层内涵。就作品题材而言，华彦钧虽然在主观上表现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感悟，但是在客观上，却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其音乐语境的高洁性，达到了所处时代的巅峰；就作品风格而言，淳朴的民间特色，深厚的传统底蕴，简洁的概括力，都让人叹为观止。华彦钧在二胡音乐定弦上，都比现在的普通二胡低纯五度，他的音乐在运弓上刚劲有力，在节奏中富有民间音乐的律动，运用了一些特殊的演奏手法，如：富有棱角，刚强坚定的“滑音”；长音中体现音乐内在动力的“浪弓”；在一个把位中通过手指的扩张来完成的“定把演奏”；汲取江南音乐演奏手法的“透音”以及带有民间音乐特点的节拍重音移位等。这些演奏特点，鲜明地表现了华彦钧二胡音乐的风骨，其代表曲目《二泉映月》表现得尤为突出。

　　除华彦钧以外，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也是这一音乐创作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吸收江南丝竹、锡剧音乐、评弹曲调、京剧音乐、广东音乐及多种民歌小调，创作了《送听》《弹乐》《流波曲》《四方曲》等多首二胡作品。其中《流波曲》深沉幽怨、如泣如诉，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在旧社会的漂泊流浪、沦落异乡的苦难生活。他的《弹乐》，创造了二胡不用千斤，奏出像琵琶、三弦那样的弹拨乐器演奏弹词开篇音调的效果；他创作的《夜静箫声》，运用“虚弓”与“轻指”的拉法，在二胡上仿奏出洞箫的圆润音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一些乐曲中，孙文明还用了八度定弦法，以奏出一高一低两把二胡合奏的效果。这些技法的出现，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手法，增强了乐器的表现能力，为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年来，有不少二胡演奏界的人士在这个传统的感召下进行着自己的创造，如赵震霄、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就是采用秦腔曲牌及戏曲板腔体的结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生动地表现了西北人民勤劳朴实和豪爽的性格。又如刘明源的《河南小曲》，以河南大调曲子、剪花花及河南坠子的演奏特点创编而成，全曲开朗、豪放、诙谐。像这样汲取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特点而创作的乐曲还有《江河水》《一枝花》等等。 　　 　　三、以表现抽象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音乐逐渐脱离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传统体系，音乐语言更加抽象化，充满神秘感，基本抛弃了原有的调式，确切地说，是各种音程和弦关系的组合。在理论体系方面，产生了十二音体系、序列音乐等等，二胡音乐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二胡音乐有着显著的特征，即大胆运用20世纪现代技法，有意与传统风格拉开距离的创作手法。这部分二胡作品，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它们对于二胡乃至整个民族器乐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强烈而深远的。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双阕》《火祭》（谭盾），《梦四则》（何训田），《A的随想》（胡登跳）等。

　　《火祭》是作曲家谭盾根据他自己所作的电影《南京1937》的配乐重新编写的乐曲。乐曲的演奏采用了作曲家常用的“乐队剧场”的演奏效果，独奏者分别用中胡、二胡和高胡奏出两个主题曲调，乐队则以两组分别于舞台上下的吹管乐演奏出中国古老的祭祀音乐，乐队和打击乐器以及人声交相呼应对比，形成了强烈的音色效果，充分渲染出乐曲丰富的表现力，以示对民族悲剧的追思，对战争之灵的祭奠以及对人类和平的祈祷和期盼。乐曲用三种胡琴，以三种不同的音色，三种不同的情感与乐队表现出来的混乱和嘈杂的“底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这种演奏方式及表现手段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作曲家对三种胡琴每一种音色的运用，都无一不体现出作者对于胡琴个性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带动了一大批现代作曲家来发现二胡，了解二胡和运用二胡。

　　相对于前两种二胡音乐的发展趋势而言，这些作曲家和演奏者在运用二胡的音乐语言时更加自由驰骋，甚至大胆无羁。他们的作品力求打破独奏旋律在调式、调性方面的完整性和鲜明性，有的甚至放弃了二胡最擅长于表达的歌唱性，而是把揭示其多样化的音色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创作的音乐往往不是“传统的耳朵”所习惯的那种音调，有些音乐作品，听众甚至几乎听不到某个完整的旋律片断，而是运用二胡所奏出的诸如各种长颤音、长短相间的大跳音型、滑音等表现了幻觉、恐惧、哭诉等多种意象。其主要目的是想突出二胡所特有的音色，这种音色是世界上任何乐器所没有的，是新颖、独特的，这才是这批作曲家创作乐曲时的基本宗旨和音乐特征。 　　通过对以上三个发展趋势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交融、以中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发展趋势将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政治的大环境来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乃至加入WTO的一系列举措，大大加快了经济步伐，大量西方先进事物涌入国内，这种局面必将使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领域不断拓宽。在这一浪潮中，二胡这一民族乐器在保留原有艺术精华的同时，也一定会吸收、融汇西方音乐的先进理念和优秀成分为己所用。 　　其次，在我国现有的音乐院校中，即便是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人，也太多都是从基础乐理、和声、配器开始全面接受西方音乐观念的。在一些专业音乐院校中西方专业音乐教学模式成为主导，这也会对二胡传统音乐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也更应该重视和保护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发展趋势，对中国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音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因为它们特有的韵味、板式、结构乃至音律的运用，都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根”，没有了它们，二胡音乐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变化与发展之时，传统的保护十分重要，而发展音乐文化中的前卫意识，会潜在地鞭策社会的创造性，也会反作用于人们对传统的认知。以表现抽象音乐为主进行“反传统”尝试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曾经引发很多争议。有人认为“音乐的生命应该是旋律”，而不是荒诞诡异、远离现实生活的奇声与怪声的组合，但是这种现象毕竟存在着，而且日益壮大。它到底能走多远，还有待于去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一些现代人的思维方法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推动了二胡在现代音乐风格领域中的迅速发展。

　　总之，中国现代二胡音乐艺术正在逐步正视自身的规律、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从文化“单边主义”到文化“多极世界”，从文化“本土化”到文化“全球化”，在一个文化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这几乎是人类所有的人文文化面对的共同课题。当今的二胡音乐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要不断追求、积极实践、不断探索、推进发展，为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不懈努力，推出更多优秀的二胡作品，充实二胡演奏艺术技巧，培养出更好的二胡演奏人才。让我们的民族音乐之花——二胡，在百花园中永开不凋，愈加鲜艳夺目！

　　注释： 　　①引自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 　　 　　参考文献： 　　<1>赵寒阳。二胡艺术现状的思考。

　　<2>乔建中著。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

　　<3>20世纪末二胡音乐及其演奏技巧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