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在唐宋时期形成后，随着城市市民文化的勃兴及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发展，越来越确立了其在音乐活动中的地位。唐宋以后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和宫廷音乐活动中胡琴类弓弦乐器已成了不可或缺的乐器。但从唐宋时起至清末近千年的漫长时期内，胡琴类弓弦乐器却一直发展相当缓慢，缺乏独立性。其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其它乐器，特别是弹拨乐器古琴、琵琶那么显赫。古琴从先秦到明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乐器，历代文人雅士所著琴论、琴曲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产生了数不清的琴家、弹不完的琴曲。另一种弹拨乐器琵琶的演奏艺术在明清时达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不少著名的琵琶独奏曲千锤百炼，历代相传，乐曲更有大曲、小曲之分，文曲、武曲之别。胡琴类弓弦乐器一直到明清时期，随着戏曲音乐的快速发展，其地位和作用才越来越变得重要。清人吴太初《燕京小谱》 说：“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腔，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胡琴酷似人声，以致于可达到为演唱者藏拙的程度。胡琴在中国戏曲大发展的明清时期才开始在戏曲音乐中登堂入室，同时大大促进了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发展。
20世纪初，中国的弓弦乐器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之后，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中国的戏曲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剧种繁多（有370多种），流派纷呈。特别是由板腔体演变而来的以弓弦乐器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梆子腔和皮黄腔戏曲种类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弓弦乐器胡琴的地位及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弓弦乐器胡琴的优越性是其它任何乐器所不能代替的。在这种情况下，胡琴的种类和演奏技艺都得到了较唐宋以来近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发展。
四、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刘天华的业绩
中国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刘天华先生（1895年—1932年）在论胡琴时指出：“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然而，环顾国内皮簧、梆子、高腔、滩簧、粤调、川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种离得了它。它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子的位置相等。”胡琴特别是二胡作为一种独奏乐器，登上专业音乐表现的舞台，正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刘天华先生。
刘天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和二胡专业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致力于“国乐改进”，在继承传统，广泛学习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还刻苦学习、研究小提琴演奏艺术和西洋作曲理论，先后创作了《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烛影摇红》等十首二胡曲，并对二胡的制作规格、定弦、演奏音域的扩展、演奏技法和训练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重大改革，大大地提高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使二胡从一件伴奏乐器提升为音乐会的独奏乐器，使处于民间状态的二胡进入到了高等音乐学校的课堂。在刘天华先生的努力下，终于使胡琴类弓弦乐器二胡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使中国弓弦乐器二胡的地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在刘天华先生的倡导下，民族音乐界的同好和有志青年学生于1927年成立了“国乐改进社”，刘天华先生与“国乐改进社”在为了使国乐在世界上占有光明的地位的思想指导下，身体力行进行改革实践，终于使胡琴类弓弦乐器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民间的胡琴多种多样，为戏曲、曲艺伴奏用的各种胡琴在规格、构造、音色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刘天华先生参考了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构造原理，经过长期的演奏实践对二胡这件乐器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他经常到乐器店里，同制作乐器的技术工人商量研究，从皮膜的选择、琴弦的质地与粗细、定弦的高低、木料的选择、千金的位置、琴弓的式样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改革尝试。由于他的努力，大大加速了二胡改革的进程。他改革出来的二胡，在当时已成为大家普遍使用的乐器，为推动二胡演奏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有把二胡发展成为多弦乐器的想法，以加宽它的音域、增强它的表现力。
总之，刘天华先生对中国二胡音乐艺术的改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的贡献有以下几方面：一改革了二胡的结构，琴筒由长期采用的圆形改为六角形，千金至马的距离基本固定在46至48厘米之间；二将定弦的音高固定下来，内弦为D, 外弦为A，使二胡能加入到乐队中演奏；三增宽了二胡的应用音域，由原来的九度扩大到三个八度，形成了低、中、高、最高四个音区；四吸收了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某些演奏技巧，丰富了二胡的弓法、指法，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五有效地应用了转调手法（如《光明行》的D调转G调和G调转D调），发展了二胡演奏艺术；六创作了10首二胡独奏曲和47首二胡练习曲，进行了比较有系统的二胡教材编写工作；七将二胡音乐从民间引进到正规的音乐院校中，培养出一批后来为中国二胡音乐艺术作出很大贡献的二胡教育家和艺术家的学生。所有这些，与刘天华先生致力于“改进国乐”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既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又不固守传统，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他认为：“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
五、杰出的二胡艺术家华彦钧
在提到刘天华先生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年长天华两岁，创作了不朽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阿炳——华彦钧先生（1893年—1950年）。阿炳，江苏无锡人，35岁双目失明，以卖艺为生。作为民间艺术家，阿炳通过他的演奏、创作实践，也将二胡演奏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0年夏天，前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先生和曹安和先生专程去无锡对阿炳进行了采访录音，为中国乐坛抢救性地保留了二胡名作《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名作《龙船》、《大浪淘沙》、《昭君出塞》。
六、二胡乐器的改革
自刘天华先生奠定现代二胡音乐基础，使二胡成为独奏乐器，近百年来，中国的二胡音乐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演奏、创作、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大量优秀二胡作品的出现，推动和促进了二胡演奏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二胡乐器的改革。20世纪60年代采用金属弦代替丝弦，使二胡在音色、音量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非常有效地克服了丝弦二胡演奏中的易跑弦、断弦的问题，大大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成为二胡乐器改革的成功典范
七、当代二胡艺术的长足进展
以二胡为代表的中国弓弦乐器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刘天华先生等民族音乐家的努力，在专业音乐院校取得了显著的地位之后，其发展更为迅速，在刘天华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下，培养出了一批二胡专业教育家和艺术家，如储师竹、蒋风之、刘北茂、陈振铎、陆修棠、张锐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由他们培养出一大批二胡专业教育家和艺术家。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刘天华的传人们努力地继承和发扬了刘天华的艺术思想，才使刘天华先生所开拓的二胡音乐事业得以发展，并在演奏、创作、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二胡发展史上又一高峰期的出现做好了准备。50年代以来，二胡这一乐器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专业音乐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胡音乐无论从乐器制作的改进，还是从演奏技术的提高、发展和二胡独奏曲、协奏曲的创作上来说，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优秀二胡作品，如《赛马》(黄海怀曲)、《江河水》（黄海怀改编）、《三门峡畅想曲》（刘文金曲）、《河南小曲》（刘明源曲）、《豫北叙事曲》（刘文金曲）、《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赶集》（曾加庆曲）、《春诗》（钟义良曲）、《拉骆驼》（曾寻编曲）等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如刘明源、闵惠芬、蒋巽风、萧白墉、汤良德、吴之珉、宋国生、王国潼、沈凤泉、黄海怀等等。20世纪50至60年代二胡艺术在创作、演奏、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举办的首届全国二胡比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赛事中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二胡作品和优秀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在以后的三四十年二胡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二胡艺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是近百年来中国二胡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其中大量优秀二胡作品的涌现有力地推动了二胡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一枝花》（张式业改编）、《战马奔腾》（陈耀星曲）、《葡萄熟了》（周维曲）、《洪湖人民的心愿》（闵惠芬编曲）、《江南春色》（朱昌耀、马熙林曲）、《草原新牧民》（刘长福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曲）以及大型作品如《蓝花花叙事曲》（关铭曲）、《长城随想曲》（刘文金曲）、《红梅随想曲》（吴厚元曲）等作品都是成功的范例，新作品的产生带动了演奏技术的发展，使二胡表现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提琴曲被移植为二胡曲，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流浪者之歌》、《卡门主题幻想曲》等等。这些乐曲的移植对二胡演奏技术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朱昌耀、周维、宋飞、邓建栋、陈军、严洁敏、于红梅等中青年演奏家的演奏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八、回顾与展望
回顾近百年来的二胡艺术的发展历程，每一次发展较快的阶段都是一批优秀作品起了带头作用。这些优秀作品中的每一首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继承、借鉴和创新。继承的是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借鉴的是姐妹艺术和外国音乐，移植也是借鉴的一种形式。
自刘天华先生创立现代二胡学派近一百年来，中国的二胡音乐艺术从各方面来说都已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水平，但二胡还属于在发展中的乐器，无论从乐器的构造，还是从二胡音乐的创作，二胡的发音及演奏技术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