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学习中存在着质和量两个方面。质往往体现在演奏者弹奏的水平上，如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孩子们成群的中小学里，老师对学生的业余文艺活动非常关心，经常挂在嘴边问学生的几句话便是：“你钢琴弹到哪本练习曲了？业余钢琴考级考过几级了？你手里都保存着哪些比赛获奖证书？”回答不会出现困难，但也不会那么轻松，因为在无形的回答后面隐约可见的是：已把孩子们的弹奏分出了高低，这在孩子回答的神态上来看，他们早已掂量过回答的分量。但不管你对这种分高低的方法提出何种辩诉，在习惯的眼光下，人们一贯就是按这种以“质”分高低的章程办事的。
我们知道：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钢琴学习中“质”和“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在我们钢琴学习的群体中重“质”轻“量”的现象仍比比皆是。这与钢琴学习中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潮相关联，因为“质”能立竿见影带来眼前利益，而“量”非但不能，还要付出，消耗眼下的精力，自然重“质”轻“量”，这条所谓的捷径对很多人是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例如比赛得奖、考级通过……会立即产生荣誉感和名人效应，其中成绩突出者能脱颖而出成为众目睽睽的明星。同时指导教师也能在获胜的大蛋糕上分得一块，在以后的教师职称评定中也为自己的功绩浓浓地写下一笔。至于学生的基础建设、长远规划等问题当然就会忽视。
当今世界上名目繁多的钢琴比赛比比皆是，只要你留神数点，几乎每天都有赛事。如何走出比赛利益的诱惑，摆正“质”与“量”的关系，这也是世界钢琴界共同面临深层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世界乐坛已淡化各种比赛的效应。例如在美国钢琴杂志上一篇评论“比赛太多了”的文章中，作者追溯了不少比赛获奖选手的后续发展情况，发现他们后来干哪一行的都有。5到”早在“因为比赛青年人获胜了，出了名，那当然观众对他的期望更高了，压力就更大了。这不利于青年人的舞台生涯和成长。“他愿意一场场的在舞台上赢得自己的声望，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样做已让他受益无穷。20世纪“不同意全国性比赛搞得多，不同意经常参加比赛的尖子学生围着比赛曲目转而放弃日常进行的教学计划。
在《钢琴艺术》“当代钢琴大师罗文塔尔的保留曲目有六十部协奏曲，盖扎18岁之前就演了全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今天中国的钢琴界不是在呼唤大师吗？那就先看看当代国际大师手上的曲目吧！1999年，在最后的一分钟他接到邀请，替代患病的美国著名钢琴家安德烈“狂喜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上世纪初，俄国著名钢琴家霍洛维兹离开俄国开始在欧美演出生涯的一幕。他在汉堡一连举行三场音乐会并不叫座，因为当时欧美听众还不太了解他。一天下午霍洛维兹拖着疲惫饥饿的身子回到了旅馆门口，他看到当地经纪人正迫不及待地找他，原因是预定当晚演出的钢琴家因生病不能演出协奏曲了，经纪人请求霍洛维兹替代登场。霍洛维兹意识到这是生命转折中的一次大好机会，他只要求得到一杯牛奶就冲入房间穿演出服、刮胡子，然后登台和乐队合作演出了。当演奏结束时，全场听众起立，歇斯底里地叫着，指挥更是不停地拥抱霍洛维兹，整个音乐厅几乎被激动的听众所掀翻，从此欧美各大城市纷纷热情地拥抱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年轻钢琴家。
在钢琴的乐坛上，历史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令人费解：这就是一些钢琴家在重大比赛获奖后，或在演出声誉获得市场火暴回馈之时，也就在自己前途将达到如日中天的片刻，却突然宣告隐居，然后再在舞台上迅速消失，在若干年后突然又复出并取得一鸣惊人的轰动效应。这难道是这些钢琴家在跟平日欣赏与关爱他们的听众玩捉迷藏游戏？这难道又是这些钢琴家们在舞台上作秀搞噱头，制造爆炸新闻？非也！这种现象出现自有它的隐情所在，让我们举例加以剖析：1960年意大利钢琴家波利尼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他是“真不知道，我们评委中是否有人能弹得比他好。
俄国著名钢琴家霍洛维兹，曾多次从舞台上隐居，最长的一次是1965年，整整延续了十二年不在听众面前露面。在这十二年里，霍洛维兹潜心研究了克列门蒂、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等作曲家的作品。
在苏联的钢琴教学中，创立了一种叫粗线条教学法，此种教学法不是涵盖整个教学，而只是整个教学的一部分。它的教学内容和特点正如著名音乐家列夫·巴伦鲍伊姆曾给这种粗线条学习法下的定义：“当他们分析了谱子上所写的一切，并能正确的、有内涵的按乐谱要求演奏乐谱之后，对作品的练习才告一段落。”瑞士·布瓦西耶在如何理解粗线条教学上也曾用描写她与年轻的李斯特见面时的情景加以解读，她说：……”这样钢琴学习者可通过粗线条学习法尽可多地了解作曲家及他们的作品。学生们能够充分”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音乐现象来丰富自己的音乐感觉，以利于自己朝未来钢琴家的方向成长。20世纪著名的钢琴家埃米尔“第一”
在我们钢琴学习上，曲目的熟悉、积累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的确要遵循“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规律，并在学习“量”上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