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曲家，钢琴家。斯克里亚宾于1872年1月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也是一位钢琴家，可惜因肺疾早逝，父亲常年在国外服役，因此斯克里亚宾从小由奶奶和姑妈抚养大。少年时代斯克里亚宾在兹伐尔钢琴学校学习，在那里他遇见了日后与他比肩的另一位俄国音乐界巨人拉赫玛尼诺夫。这对少年同学相识时，斯克里亚宾十三岁，拉赫玛尼诺夫十二岁。钢琴学校的兹伐尔老师本人很富裕，他不收学费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所有的学生都出自良好的家庭背景。在学校里，孩子们每天六点钟起床，开始十六小时的学习，除了音乐外还包括语言和礼仪。少年斯克里亚宾无比迷恋肖邦，夜里睡觉时常把肖邦的乐谱垫在枕头底下。
1903年他的第三交响曲和第四奏鸣曲实验新的和弦技巧，包括属变和弦，变化的九和弦和“神秘和弦”，不和谐音的相互叠加使键盘演奏变得异常困难和复杂，而神秘主义元素于其中隐现闪烁。取名“圣诗”的第三交响曲运用宏大的乐队，表达肉体的欢愉、神性的起舞、造物的意志。斯克里亚宾自己认为这部交响乐是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这是我第一次在音乐中发现光，我第一次体会到欢乐中的沉醉、搏斗和窒息。”他不时在乐谱上注解道“发光地，闪光渐强。”斯克里亚宾的私生活也随着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发展而潜移默化。他逐渐养成了一些奇怪的癖习，例如强制性洗手癖，触摸钞票前一定要戴手套；他花在化妆间的时间几乎和女演员一样长，检查皱纹、担心脱发；疑心病不断加重。他抛弃道德束缚犹如瓦格纳。他相信“做自己所想比不做困难得多”，所以“做自己所想”的人是值得尊敬的。——1904年他抛弃了妻子和四个孩子，和学生塔蒂爱纳生活在一起，并宣称此举也是“为艺术献身”。但是他的妻子维拉（也是一位钢琴家）拒绝和他离婚，这导致斯克里亚宾和塔蒂爱纳在其后的五年间流亡国外。
1906年12月，斯克里亚宾应旧日同窗阿特舒乐之邀第一次登陆美国，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次日各大报纸都称呼他作“ 哥萨克肖邦”。哥萨克肖邦，多么迷人：肖邦的优柔缱绻交织在哥萨克热烈奔放，哥萨克的狂荡不羁追逐肖邦的激情浪漫！世纪交替后不久，斯克里亚宾开始在音乐创作中大胆尝试发展他的出世神秘主义风格，这一风格主宰了他的后期作品。
1907年初斯克里亚宾把塔蒂爱纳接到美国，立即被当地媒体抓住小辫，阿特舒乐哭丧着说“你这样会毁了我的”，并递上两张下一班去欧洲的船票。这样这位哥萨克肖邦只在新大陆停留了短短四个月。短暂羁留巴黎后，他们落脚在洛桑。虽然历史上对斯克里亚宾褒贬不一，但时至今日没有人怀疑斯克里亚宾是二十世纪初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尽管斯克里亚宾没有创立任何学派，他对许多音乐家甚至其它种类的音乐都起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他集革命性和神秘性于一身，遥望便觉那是一条令人胆战心惊的道路。艺术中的神性或在于此？
1910年，他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担任钢琴教授。后因专心从事写作，辞去教授职位。斯克里亚宾1915年4月27日在莫斯科逝世，年仅44岁。
斯克里亚宾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的作品细腻而富有诗意，这使他博得“二十世纪的肖邦”的雅号。这是模仿时期，在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到他个性的萌芽。其中最重要的有小奏鸣曲四首，第一及第二号交响曲，升F小调钢琴协奏曲等。
第二时期他开始和印象乐派接触，对新式和声的组合极感兴趣。在探索中产生许多新颖的成果，从而引起世界乐坛的注意，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前进的作曲家。这使他成为新音乐的标准作家之一。他自称所创造的最奇异的和声组合为“神秘的和弦”，这是继德彪西全音阶后的又一进步。他所用的和弦不是根据大小音阶构成，他独创的音阶及和弦，使得近代调性观念发生变化。
第三时期所写的“神秘剧”的习作和草稿，显然有属于恶魔和天使两种不同的心情，神秘的心情支配着他，他想用寻常音乐的言语来表现他的喜悦。他的第七奏鸣曲充满了神秘的幻想。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奏鸣曲以外，还有管弦乐《喜悦的诗》、《普罗米修斯》以及一些钢琴曲。在《普罗米修斯》中，他希望演奏大厅沉浸在由他设计的“色彩风琴”所引起的变幻色彩中，并给合唱团团员穿上白色的服装，做预先设计好的动作。
他的早期作品均为钢琴曲，包括一部钢琴协奏曲、10首马祖卡、12首练习曲、24首前奏曲、2首即兴曲等。创作深受肖邦影响，音乐富于浪漫色彩和幻想性，也不乏戏剧性的激情。1900年起主要创作交响音乐，包括第一和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神圣之诗》、管弦乐《狂喜之诗》和交响诗《普罗米修斯》（又名《火之诗》）。后期潜心探讨唯心主义哲学，音乐创作运用多调性和无调性手法，并自创神秘和弦（即四度和弦）。在《普罗米修斯》中使用“色彩风琴”，以求得音乐与光和色的协调通感作用。他的10首钢琴奏鸣曲中自第六首起放弃任何调号，调性模糊。10首中较有名的有第二《奏鸣幻想曲》、第三《精神状态》、第五《狂喜之诗》、第七《吉利弥撒曲》等。他在近代俄罗斯音乐的发展上有一定影响。
斯克里亚宾在音乐史中一直是位有争议的人物，近年来对他的研究又开始升温。他的哲学思想、神秘主义观念、综合艺术理念和非传统的创作技法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并对现代主义音乐影响极大。他对传统和声功能的瓦解和在现代和声上的探索，成为在19世纪与20世纪音乐的转型中搭起的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