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52年，吴祖强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作为第一批到苏联留学的艺术生，他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理论作曲系进行了5年的学习，最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5年的刻苦学习为他以后的音乐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树立起他终身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坚定信念。
留苏5年，以全优生身份毕业
晓虹：您195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后来您就成为第一批到苏联留学的学生。是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理论作曲系学习。那时候好象派去苏联学习的人很少，您是第一批派出去的艺术生中的三分之一。给我们说说那时候的故事吧。
吴祖强：我在学校里头各个方面表现还是算是比较突出的学生。所以，我还当了学生会主席。解放以后不久，学校从南京国立乐作为主体往北迁，成立中央音乐学院。我记得接到要参加留学考试通知，我们正在淮河参加治淮的时候。我是一个分队的队长，在河南白沙水库，跟民工一块儿修水库，然后出学报这些事情。一去就是半年，我在那儿接到的通知让我回来参加留苏的考试。说国家跟苏联老大哥定了合同，准备派一些学生到那儿学习。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资料图
那当然是很好的事情，而且苏联俄罗斯的音乐传统，和这些有名的人物，柴可夫斯基，萧斯达科维奇都是大名鼎鼎，能有机会到那儿学，当然很好。但是我也知道竞争的人肯定是很多的，从中央音乐学院抽了几个学生参加了文化部举行的留学考试。我还很幸运，一考就考上了。大概应考的人有十多个，其他的院团，还是重要的学校调来考试。最后挑了三个人，一个是李德仑，他是指挥，年纪很大了，那时候中央乐团还没有呢，叫中央歌舞剧院这样的地方，他是指挥。一个是我，我（是）应届毕业生，1952年应届毕业生，就是把我们到淮河去工作算做学习的艺术实践来解释的。还有一个是郭淑珍年纪比我低一年，唱歌的。
在苏联留学期间与同学合影
取了我们三个人，然后就马上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先学一年俄文，同时进行政治审查。
晓虹：您当时在苏联呆了几年？
吴祖强：（先）学了一年俄文。其实，后来我们知道，那一年其实是进行规模很大的政治审查。我们都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我肯定是去不成了。但是，那个时候一切都很好。1953年的暑假去莫斯科。到那儿以后才分配究竟是哪个学校，我们被分配留在莫斯科，后来宣布你们进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我跟郭淑珍、李德仑三个人。第一批人学音乐的学生，也别分得太散了，而且我们是艺术留学生，头一批，集中一点。我们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是名气最大的音乐学校了。
留苏期间打下坚实的音乐基础
去了以后，当然还接受一些测验考试。原来把我和李德仑都作为研究生报的，因为我是应届毕业生，李德仑已经是干部了，已经是工作人员，就是郭淑珍还是大学生，给她安排的，因为当时还是在毕业班还没完。当时给我派研究生，我就有点打鼓了。我也知道那里的情况，我说我们在家里的水平，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当研究生，我肯定跟不上，基本功都不够。而且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打仗的期间，课也没好好上，中国那时候的音乐教育水平比起这些国家差很多。我考虑以后，我就跟留学生管理处提了看法，我说我是不是不要当这研究生了，我改成大学生。因为，我觉得我得认真地把这个基本功补一补。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学校跟我提出要求说，说你留学完了回来之后，要回学校教课。国家派一个人出去很不容易，不是说只是为你着想，而是希望为以后更多的同学没有像你得到这样的机会出国留学，你回来能够教他们，能够把你学到的东西，回来传授给别的去不了的人。
年轻时候拉小提琴
所以，我说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我可能不够。所以，我是不是好好的从头认真学一遍。而且，这对我也不吃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音乐一般都是个别教学。我是什么水平，老师会跟着我这水平往上教。而不是都是大班课，有一些大班课，但是主课不是大班课。所以没问题。我想我这样学，也学得踏实一点。研究生是三年，大学生是五年。略微有点不合适就是待遇不一样，研究生每个月的补贴费是700卢布，大学生是500卢布，少200卢布。但是，我说我不在乎这个，另外，我可以多学两年，我相信我会把它学好的。这样大使馆研究了以后，报国内觉得我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就同意了。于是我跟学校也谈了，以后我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开始了五年的学习。
留苏期间接受正统严谨的音乐教育
吴祖强：我觉得我很认真地在那儿当了五年的学生，我一点儿也没有吃亏，也没有糟蹋。少收入一点，我多学了两年。而且，我还是挺节省的。所以，我还可以买一些谱子，买一些唱片，收集一些资料。但是，我在那儿学的比较踏实。所以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拿了一个全优毕业证书，算是优等生毕业的。我毕业证书上面有一个红图章盖上，（俄文：）就是优等生。
去苏联前就树立起“教书育人”的人生信念
吴祖强：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的作品还被选中了参加那一届的学生毕业音乐会。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厅。我还作为留学生的代表讲话。我记得当时还很激动。我说我在这儿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天还要演出我的作品，我很感动。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对我的帮助。我说我回去以后，也是要回到音乐学院教书的，我一定要像你们这儿的老师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学生，我也一定像你们这儿的同学们一样，去和我们的同事们一块儿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这儿的优秀的学习传统和你们长期积累的文化成果带回我们的国家去。底下热烈给鼓掌。
晓虹：我听到您讲刚才那段话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好象是从那个时候，或者说更早以前，您的整个的关于教育方面的人生信念就已经树立起来了。
吴祖强：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这个人也许跟家庭教育有关系。责任心和我所得到的东西跟我应该回报的东西，我觉得我还一直比较注意这个。就是社会给我提供什么，我对社会应该有什么回报。我是一直这么认识的，所以我没有改变我的信念。因为我出国的时候，像（吕季）同志他们都跟我一再叮嘱，说你回来要好好做老师，来教什么。就派你一个学作曲的出去了，很不容易。我说是，我理解。学校举行了一个欢送大会，我最后在那会上哭了。（眼睛泛红，情绪激动）
吴祖强：很感动，因为大家那么热情，给我欢送，我要是没有完成我的任务，我觉得对不起大家。回来之后，半个多世纪，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中间因为我的工作的表现，好几次要把我调出去，要去做，什么到文化部，到什么地方进入仕途，我都没有同意。我说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努力去完成。但是，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我不会离开中央音乐学院。我的关系一直搁在中央音乐学院，没有动。所以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最老的职工和教师。
吴祖强：所以，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些机遇，也赶上了一些时间。还是挺好的完成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在莫斯科的学习，我觉得那五年确实给了自己很大的收获。
反右期间被迫批判吴祖光，哥俩抱头大哭
吴祖强：头三年没回来，头三年一直就在那儿学习，没有假期。三年以后，第一次回国。第四年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我回来看他。正好就赶上反右，就不让走了，参加批判吴祖光的各种各样的会。耽误了一个多月，最后是周总理给解放了。说留学生不要搞反右了，让他们回去。就是回来的留学生集中到文化部学习批判，这些事儿。我当然就很重要了，因为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文艺界的大右派，就动不了了，最后把我们还是放回去了。
晓虹：让您批判你自己的哥哥是什么感觉？
吴祖强：让我揭发，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因为让我学音乐，帮助支持我学音乐的是吴祖光，我们兄弟感情非常好。我记得通知我去文化部集中学习，不许住家里，那时候傅聪从波兰回来了。堂堂文化部那么大一个招待所，就我们俩人住在里头。中秋节也不许回家，我们俩人那里呆着，别人都回家过节去了，真是很难过。我记得我回来之后住在吴祖光家里，我母亲父亲都住在北京呢，都在一块儿。吴祖光正好进门我出门，背着我的包，我们兄弟俩人抱头痛哭。什么话也没法说。这么折腾了一次。这是第四年的时候。第五年好好在那儿学完了整个的功课。拿了个优等生的毕业文凭回来了。
大跃进期间：创作教学两不误会
回来就赶上大跃进，立刻参加教学工作，很繁重。但是我都做了。我那本作品分析教科书，是回来的第二年开始接受这个任务。一边教主课学生，一边教大课。没有教材，自个儿写。教育部规定，上课之前要把教材发到学生手上，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日夜操劳。家里条件也很坏，没地方写东西。我找了一个同学，就是唱《洪湖水浪打浪》的王玉珍的先生，叫沈崇刚，他跟我们家里是好朋友，也是苏联留学生，现在去世了，我就借了他家。我就在那儿写东西，然后回到学校上课，回到家里再张罗家里的事儿。这样折腾的两年，课也教了，把这本书写出来。同时，还教了八个作曲的学生。我想很辛苦，但是你如果听了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你会知道我是怎么的努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些任务。
为陈怡、陈远林上课
晓虹：是不是也是在那样一个运动的政治环境下，你就更有一种激情，希望能够向他们证明自己？
吴祖强：是。就是很规范地接受这个教育。我刚才说，我不是回来批判吴祖光什么的，晚到了一个月，就是那个学期开学了，晚到了一个月。去了之后，我的主课老师就问我说，吴怎么了，怎么回来这么晚？我就轻轻地跟他说，我说老师我们那儿出了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家里在搞运动，我必须得参加，所以走不了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拉到里头，到卧室里头，说吴祖强，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