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应该是自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演出次数最多的中国大合唱作品。今年6月13日和10月30日，分别是冼星海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和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在他的冥诞纪念日来演出抗战时期所写的《黄河》大合唱，及由其衍生出来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在今年抗战七十周年就更别具意义。这两部产生于大时代，包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作品，亦正好从今日的角度，以现实性和艺术性去再加以审视，特别是去思考一下，这两部作品何以至今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激励着中外炎黄子孙？这既有助于对冼星海及《黄河》大合唱，甚至《黄河》钢琴协奏曲的重新认识了解，更可为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面对大时代的生活带来新的启示！
冼星海的四十年（1905.6.13-1945.10.30）
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遗腹子，出生时父亲冼喜泰己去世，母亲黄苏英是一位农村妇女。冼星海自小依靠在澳门的祖父生活，六岁时祖父去世，随母亲到南洋，进了一所旧式学校，攻读四书五经，后转到英国人办的英文学校，攻读英文。十一岁转到华侨办的高等小学，读了两年，回到广东，进岭南大学附中，又升入大学，一直以半工读来维持生活。
冼星海十九岁离开学校，做过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和岭南大学音乐教员。二十一岁到北京，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学理论和小提琴，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1928年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1929年离开国立音乐院，加入田汉组织的南国剧社。
巴黎生活磨练心志
但冼星海却怀抱着放眼世界的大志，在1930年二十五岁时出国到法国巴黎去，随奥伯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冼星海在巴黎的五、六年，曾进过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和丹第（Vincent D’ Indy）创办的音乐学校，做过饭店堂倌、修甲店和咖啡店的杂役和音乐师等。这段出国的日子，可以说是冼星海人生事业的关键所在，异乡岁月的生活虽然艰苦，并不好过，但音乐上的吸收，眼界的扩展，经验的累积，意志上的磨练，都成为他日后音乐事业发展的重要本钱，现今年青的一代，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下成长，欠缺的往往便是这种能磨练心志的艰苦生活。
冼星海1935年夏末回国，便改变了创作方向，参加了汹涌澎湃的国防音乐运动，开始写作第一交响曲，并于百代唱片公司（EMI）工作，但不久就因与公司意见不合辞职，转入新华影片公司任《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电影的音乐指导。
苏联深造晚年岁月
1937年冼星海为《日出》、《大雷雨》等剧作曲配音。“八一三”事变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年底留武汉，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张曙等共同主持武汉抗战音乐运动。翌年11月，第三厅工作受阻碍，奔赴延安，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初，创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作品。
在战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冼星海仍然感到自己的不足，为此，1940年5月，他决定离开延安赴苏联深造音乐，期间曾化名为黄训。1945年4月在病中完成最后的作品《中国》狂想曲，10月30日病逝莫斯科，年仅四十岁，原是继续追求的深造日子，最后却变成是他晚年的岁月，冼星海此一壮志未酬的悲剧，可说是战争下物资缺乏，健康受损又乏药物救治的结果，看来意志的磨练，仍须珍重生命的可贵。
冼星海在苏联的最后五年，完成不少器乐作品，包括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管弦乐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交响音画《中国生活》、中国舞曲三首、小提琴与两架钢琴合奏曲《阿曼盖尔德》、而《中国》狂想曲则不幸成为他的“天鹅之歌”，亦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黄河》大合唱诞生的六天（1939.3.26-31）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且又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乐曲诞生于战火最为惨烈的日子，那是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的事，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带着抗敌演剧三队撤退，经过黄河壶口，引发诗人的创作灵感。翌年一月抵延安，酝酿已久的诗情便爆发写成黄河诗章；当时光未然病倒床上，以口授方式，由胡志涛将他两次渡黄河，和在黄河边行军时的感受笔录下来，花了五天时间写成了八段歌词，在农历大除夕作了朗诵演出，当时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系主任的冼星海深被光未然的朗诵感动，在一个小窑洞内，抱病连续写了六昼夜，同年3月31日完成，4月13日由邬析零指挥抗敌演剧三队于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5月11日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
延安首演新式“武器”
于2000年逝世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李焕之，生前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成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星海自述创作经过
或许在今日重温一下冼星海于1943年至1945年间，在苏联所写的《创作札记》中关于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过，对欣赏这部作品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首大合唱在1939年3月26日写，3月31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际演剧第三队来延，光未然同志把黄河歌词写好后即交我去谱曲，写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4月13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5月11和12日举行了两场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
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曲是在鲁艺一个小窑洞（鲁艺旧址）里写成的，为着第三队要离延，我就以五、六天时间连总谱和合唱写成了。因为各地不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所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1941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和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屡次由我指挥，合唱队由一百起增加到五百，乐队二十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到。”
《黄河》大合唱的总谱版本
《黄河》大合唱的乐曲总谱版本，仔细来分，当然有不少，但基本上则只有三个：
一、延安的原来版本
由于《黄河》大合唱诞生于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岁月，物质条件奇缺，加上冼星海匆忙赶工创作，这个原版以简谱写成，也写得较为简单，乐队的组成亦因陋就简，不仅中西乐器夹杂，还采用了不少“就地取材”的新创打击乐器来营造声势，处处能让人再度感受到当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
二、莫斯科版本
冼星海于1940年在莫斯科深造时动笔的管弦乐版本，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病榻中完成，因而有好些地方都有力不从心的现象，乐队配器方面不少地方“异常”，不易演奏，尤其是小提琴的拨奏部分，不易控制。冼星海在此版本中并加上序曲。
三、中央乐团整理版本
这是1975年为纪念星海逝世三十周年，中央乐团恢复演出《黄河》大合唱，由严良堃主持，联同当时在中央乐团的作曲家施万春、田丰、钢琴家陈兆勋（现居香港），将莫斯科版本进行整理加工而成，框架主旋律没有改动，配器及伴奏织体则加以整理，现时演出的多是此版本（今场音乐会亦演出该版本）；至于钢琴版本亦是据此乐队版本整理出来。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省略
《黄河》大合唱当年首演时共分八段（八个乐章），现今不仅演出多只有七段，甚至好些乐谱、录音亦同样只有七段。“失掉”的是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以人声朗诵，而以中国民族乐器三弦作为主要伴奏的乐章。何以略去不演呢？
查找个中原因，且先看看《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首什么乐曲。
冼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一文中，对该段音乐有这样的描写：“《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首朗诵歌曲。我用三弦作伴奏，歌词的内容全由三弦表达出来，不是大鼓的伴奏方法。……但中国歌曲用三弦伴奏表达歌词的内容，但又可独立自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尝试。三弦的调子里，除了黄河的波浪澎湃声外，还有两个曲调的蕴藏：一个是《满江红》，另一个是《义勇军进行曲》。”
当年在延安首演，是由后来成为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名誉主席的李鹰航演奏三弦，早期多次演出亦全演八段，但很快便只演出七段，将《黄河之水天上来》省略掉了。据李焕之等经历过当年《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的前辈音乐家所言，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奏三弦的乐手并不好找，便不演了（为此亦有以琵琶来取代三弦的版本）；但据另一位前辈音乐家，《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指挥严良堃说，这是因为抗战时难以找得能胜任该段朗诵的演员便略去不演，久而久之便成为惯例。
看来一切就只是因为当年战乱，在人才组合上的现实困难产生出来的结果，这结果沿用下来，只演七个乐章，也就成为当年战争历史的一个印记。
《黄河》大合唱的艺术与魅力
《黄河》大合唱在音乐舞台上能历演不衰，并未因为岁月的改变，时代的变化而被人遗忘，严良堃分析有三个因素﹕
严良堃分析三因素
一、《黄河》歌颂伟大的抗日大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精神，并最后以胜利告终，是民族自豪自信的表现；
二、《黄河》本身的曲调、歌词写得非常中国化，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方面吸收了民族的精华，又进行了西洋艺术加工，是造诣高深而又雅俗共赏的划时代精品；
三、作品在不断改进、加工，1939年在延安是写给群众演唱的，到1941年在莫斯科演唱时已进行过加工。
这三点原因亦正就是《黄河》大合唱能激发起中华民族感情的所在。
魅力来自民族情结
《黄河》大合唱今日仍能让我们感动，在精神上、道德、情操上得到满足，其中的魅力何在呢？这只是因为《黄河》大合唱是国家兴亡的民族呼声，是时代的战歌吗？
从音乐上来说，《黄河》大合唱的音调有黄河船夫的号子，有来自民间音调的民谣体歌曲，有乡土味浓郁的山西音调，作曲的技巧与和声，却又是很欧洲式的。《黄河》大合唱的风格豪迈硬朗，是为着打动自己民族、自己同胞的心灵而创作的乐曲，在创作的动机上和过程上，怀抱着要走“民族化”的道路，要引发同胞的共鸣和感情的想法。
因此，在技法上，虽然仍是很西方的，但都加入了民族的元素，有些技法可能仍被认为保守、不成熟，但仍可以表达出中华民族的情感与精神，这种情感与精神是无法在西方的合唱作品中获取的。但就这种民族情感与精神来说，在传统的戏曲、民歌、说唱中，表现得更为浓烈，然而现代人却偏爱《黄河》大合唱，就仿如穿了“洋装”的音乐作品，根究一下个中因由，实与近代中华民族的情意结有很大关系。
自清代以来，特别是清朝末期，中国国势长期积弱，近百年来的民族自卑感，始终难以全部挥去，对日抗战虽然胜利，但距离家国富强的目标仍远，对西方的物质与文化，难免“爱恨交迸”，在文化艺术上，时刻不忘将西方的加以“民族化”，融为已用，《黄河》大合唱等乐曲，正好作为样版成果，也正好满足对西方音乐并非照单全收的情意结。
精神激励作用仍在
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黄河》雄浑的歌声或乐音中，长存下来的一种被欺压感得到了解脱。音乐很多时已被变作为欣赏者感情转借的工具，这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踫到的苦难实在太多了，年长的一辈苦难的记忆挥之不去，在海外成长年轻又幸运的一辈，对自己的民族也欠缺了认同感，那么正好不过的是，《黄河》大合唱大可以使年长的和年轻的，在感情上都获得满足。当然，这种满足已不单是音乐上的满足了，很多时还多了一重毋忘苦难，心存危机，振奋人心的现实意义。
总结而言，从创作技术来说，冼星海运用了西方的“康塔塔”（Cantata清唱剧）形式，和合唱和声写作技巧来创作《黄河》；从题材上来说，则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作了艺术性的加工塑造，这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首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艺术品。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跟七十多年前《黄河》诞生的时代、生活背景虽已完全不同，但此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励却仍然存在，每次唱之听之，仍令人激动，其因在此。
《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河》钢琴协奏曲的面世
《黄河》钢琴协奏曲是一首在艺术上，政治上和感情上均备受争议的作品，但却是这数十年间在海内外演出最多、最为人熟悉的中国钢琴与乐队作品。这首作品的面世，关键人物是钢琴家殷承宗。
殷承宗在1941年生年于福建鼓浪屿，十八岁时赢得1959年维也纳世界青年和平及友谊节钢琴比赛金牌奖，1960年获送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攻读，后因中苏交恶返国。1962年留苏期间，殷承宗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中赢得亚军，得以扬名国际。
钢琴京剧结合尝试
1965年殷承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完成大学课程，被分配到国家中央级的中央乐团去担任钢琴演奏员。第二年，“文革”开始，钢琴和钢琴家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殷承宗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那时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钢琴是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家又是当时唯一能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音乐家，但获过奖的傅聪却投奔自由去了。同时，那时大陆的钢琴家又大多与苏联有渊源，钢琴家和钢琴学生也就全不能弹钢琴了，能抬起头来也不易。”
殷承宗自小学习钢琴，钢琴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抱着钢琴不放。为了使钢琴生存，为了证明中国人也能听懂钢琴，他和团友就用货车将钢琴搬到农村去，搬上街头、天安门、工厂、部队，分成两个小队加上麦克风演奏。京剧在老百姓中很流行，他们就连夜学习去为京剧伴奏，演奏《农村新歌》、《翻身的日子》等小品，反应很强烈。那还是1967年的事。
钢琴和京剧拉上关系，据殷承宗透露，是他们将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奏了三个下午发生的。当时有人要求他们弹奏京剧的曲子，回家后他当晚便将京剧《沙家浜》的一段配上钢琴，后来还编写了用钢琴伴奏的《红灯记》。《红灯记》的出现，获得了当时牢牢控制着文艺界的江青的肯定，成为“样板戏”。对于将钢琴和京剧结合的尝试，殷承宗曾特别指出其实和江青并无关系，在搞出来后，江青才当作是自己的“指示”，用来“居功”的。总之，殷承宗觉得要争取演奏钢琴，就要搞民族化，要搞民族化的钢琴作品。就在这样子的政治气氛和要求下，《黄河》钢琴协奏曲被催生了。
去词留曲“集体”创作
殷承宗并非专业作曲家，要创作民族化的钢琴曲，也就自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借调了作曲系教授盛礼洪和钢琴系的作曲家储望华到中央乐团。据殷承宗透露，开始构思钢琴作品民族化时只有他们三人。他说：“我们当时考虑了几个创作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写芭蕾舞纺织女工，用一个协奏曲来伴奏。后来大家觉得黄河题材更有效果，如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作音乐素材，群众了解，旋律亦早已家喻户晓，所以就将这个方案作了报告。通过组织审查，得到了支持，便开始着手创作。”
但有数据显示，早于文革前，江青便曾作过指示，认为《黄河》大合唱很有气势，要将之以“去词留曲”方式，搞成协奏曲。但要将一部分大合唱变成奏鸣曲或协奏曲谈何容易，所以便拖了下来，到“文革”爆发，殷承宗的提案也就自然获得支持。
据殷承宗透露，着手写《黄河》时已是1969年。他说：“大概工作开始了半年后，又调来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转到北京任教的女作曲家刘庄，还有中央乐团不少人员，一并参与。”
也就是说，《黄河》钢琴协奏曲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不过，综合收集各方面数据和殷承宗的说法，则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具体的情况，那就是：殷承宗是整个创作的主要构思、策划、统筹者；刘庄担任殷承宗的助手；钢琴部分主要由储望华执笔，当然这一部分殷承宗提供了极多意见；乐队配器主要由盛礼洪负责；而最后的总谱亦由盛礼洪执笔。
储望华和殷承宗同年，父亲是“大右派”储安平，江苏宜兴人，十一岁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58年在作曲系毕业，即转入钢琴系，师从易开基。到1963年完成钢琴系课程便留校任教，并从事中国钢琴作品创作及教材研究。由于“成分”不佳，直到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才升任讲师。1979年至1981年又随江定仙深造作曲，1982年取得奖学金前往澳洲墨尔本大学音乐系攻读。
盛礼洪1926年在浙江吴县出生，于1947年在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毕业。五十年代开始于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69年因创作钢琴《黄河》调往中央乐团创作小组任专业作曲。盛礼洪著有《歌曲作法》、《管弦乐配器法》，有一定影响，他的作品以大合唱和管弦乐为主。
刘庄1932年在上海出生，幼年于杭州习钢琴，1950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是丁善德、桑桐的学生。1957年毕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当研究生，第二年南回上海母校任助教，1960年又北返中央音乐学院教作曲。刘庄于1970年调到中央乐团创作小组，除参与钢琴《黄河》的创作工作。还参与过古筝协奏曲《战台风》的创作工作。
政治干预时代印记
钢琴《黄河》完稿后，在最后一个乐章插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因此有人认为这首乐曲是歌功颂德，鼓吹崇拜，创作思想有问题。殷承宗对这种说法有所澄清。他说：“乐曲最初写成的初稿，原先的设计是在《保卫黄河》的旋律后，重回到前面的《黄河颂》去，以歌颂中华来结束的。但江青却要将《东方红》、《国际歌》加进去，于是‘黄河在咆哮’出了一两句便转到《东方红》了。这样子既不合逻辑，也不统一。后来没有办法，只得再修改，又用去了两三个晚上，不眠不休地才赶出来，终于可以赶及在1970年元旦首演。”
于是1970年元旦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联同殷承宗在北京首演时，乐曲中已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了。殷承宗表示，其后虽然有好几次欲将之改回来，结果还是算了，于是便一直这样子演奏下去。确实，《黄河》大合唱素材写成的协奏曲中，加入《东方红》与《国际歌》，是为求政治意义和效果，妄顾艺术原则，牺牲艺术要求的典型例子。然而，《东方红》与《国际歌》一直保留着，那亦正好是这个作品面世的一个时代印记。（1989年石叔诚按中央乐团委托执笔的修改版便删去《东方红》与《国际歌》）
激励中外炎黄子孙
《黄河》在当年五一劳动节又再演出，仍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自此，殷承宗的名字也就与这首协奏曲连在一起。1973年，美国指挥大师奥曼迪（E. Ormandy）带同费城管弦乐团作历史性的大陆之行，在北京演奏的曲目中也包括《黄河》钢琴协奏曲在内，第二年还将《黄河》灌成唱片发行。因此，在七十年代中期，《黄河》钢琴协奏曲已名扬国际。
由于钢琴《黄河》是在“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以外唯一可演出的乐队作品，从音乐界到群众，均将之视为“文革”黑暗时期的政治教条产品，在感情上大多数人都予以排斥。认为钢琴《黄河》令人想起那段苦难的岁月，没有人再要演奏、欣赏。这种感情上的厌恶，也就使钢琴《黄河》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打入冷宫。
殷承宗则认为：“文革无疑对中国起着很大的摧残，对我来说影响就更大。但我觉得政治怎样利用艺术是一回事，艺术上的成果我们不能抹杀。钢琴怎样民族化，改编古曲与戏曲的钢琴作品，虽是文革时引发出来的副产品，但都是艺术家辛劳的成果，应与文革分开来看。”
无论如何，《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时期，带着腥风血雨，旋律中奔腾着中华儿女的热血。《黄河》钢琴协奏曲则产生于中华民族一个艰苦而又悲痛、天翻地覆的年代。钢琴《黄河》的诞生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但亦不能否认这是中国音乐作品中极具魄力和气派的乐曲。《黄河》大合唱的民族精神在这首协奏曲中亦得以再现，这种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会对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带来激励。
组曲结构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钢琴《黄河》全曲气势宽大、磅礡，充满民族感情与色彩。《黄河》大合唱共分为八段，写成协奏曲后，用的并非奏鸣曲式，亦非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形式，而是组曲形式的四个乐章。
1.序曲——黄河船夫曲
以磅礴气势展开黄河船夫与波浪搏斗的情景，粗犷的划船声，狂号的浪涛风声，在钢琴连串的琶音，及乐队的呼应下，带来第一个高潮，然后引入钢琴的华彩乐后，经过短暂的喘息，在钢琴强劲的跑句带引下，全曲又再返回乐曲开始时的紧张搏斗场面，正如合唱歌词：“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
2.黄河颂
虽以《黄河》大合唱中的同名独唱曲旋律作基础发展，但旋律上作了变化展开，乐曲开始以大提琴奏出舒缓的主题作引子外，钢琴深情地加以重复，展现出黄河中原大地的河山美景，乐曲逐渐加以开展，层次与力度亦逐渐加强，终形成歌颂性的高潮，以强而有力的和弦终结全曲，带来憧憬和祝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3.黄河愤
以《黄水谣》的曲词作骨干，中间插入《黄河怨》的材料，全曲结构宏大，情绪变化多而富深度。乐曲开始时竹笛奏出的一段明快引子，带出钢琴欢愉的乐段，经过乐队的拱托呼应，情绪趋向热烈，但当敌寇入侵，乐曲情绪突变，钢琴奏出沉痛充满激愤的乐音，在不断与乐队呼应交织下，从愤恨的高潮滑落，在带有无奈伤痛的渐弱和弦中结束，正是“黄水奔流日夜忙，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4.保卫黄河
以铜管乐奏出从《东方红》衍化出来的短促庄严引子，带出钢琴的华彩乐段，铜管再发出警号，钢琴奏出《保卫黄河》的主题曲调，各种乐器分别配合钢琴反复加以变奏后，声势逐渐加强，乐曲模仿“风在吼，马在叫”的效果，当将乐曲带进高潮时，《东方红》的庄严雄浑曲调乘时再现，乐曲结束前还出现了《国际歌》的片断旋律，营造出一个宽宏雄伟气势的胜利高潮，终结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