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从西方的角度，经常批评中国谱式发展不好，没有总谱，或者不详细，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纠正的。
我们在没有了解、没有懂得中国的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
世纪初香港民间传统音乐综览与管窥
我是搞中国音乐史的，那么里面呢，昆曲当然是个很重要一个课题，我是很幸运，有幸参与过，做在台上伴奏的那个乐手，我有很大的体会。跟广东粤剧里面的那个腔，跟我一直都有跟进的那个广东那个南艺完全有关系，从历史角度，刚才郑老师说的那个是历史的方面的，怎么把原先他们的做法记录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肃，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清代琵琶谱》，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华氏琵琶，华氏兄弟的，他们记的那个琵琶图呢，非常简单，我们叫无旦谱，当然，大概超过一百年以后的清中叶有一个叫《李方圆琵琶谱》。到了清末明初，一大堆的琵琶谱比较流行，里面出现的什么杨定轩，还有别的，他们都是明初的琵琶，就把李方圆骂的又要命，这不行。骂的原因这又跟刚才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他把那个花写出来了，把原来的传统改变了，那么只是从这个例子来看起来呢，众人对传统的看法是很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你可以在演出的时候改变，但是那个谱是一个原样。
其实我们就觉得，在学西方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我们经常批评中国谱式发展不好，没有总谱，或者不详细，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纠正的，因为此时我们中国从古琴谱到氏族的公社谱里面，从来不是全纪录，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跟我们的美学，跟我们的那个英文叫performance practice，就是演出习惯性有关系的，如果完整地记出来，就记死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但是现在经过大概一个世纪的接受西方的标准以后，所有传统都退步了，这个严重问题能不能提出来以后，我也完全经过这个所谓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学古乐、民乐的那个国家乐团，我待过两年，就是专业拉二胡的。然后这个冲突就出来了，你要示众又很快，音又很准，好，你可以做一个专业演出家，但是方向那个以后，好多戏曲里面不管用，你弄出来的东西完全有这种味道，那么那些传统的戏曲家不喜欢跟你玩，传统跟所谓现在的东西距离蛮远的，我们现在就把西方的标准和做法不问前因后果就完全接受过来，我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西方其实完全不了解，人家真的要这个吗？比方说刚才郑老师提到的那个扩音的问题，西方的歌剧它是限制在一个大剧院里面，但是也不能太大，不能是露天的，露天的你要扩音，但是如果剧院里面，它的声乐的美学是要所谓projecting出来，要整个剧团都听得到，但是绝对不可能用扩音，它就是人的声音来跟着乐队的平衡，那么另外的那个发声方法，那么我们中国以前，京昆完全是有个拉嗓子的传统，比方候少奎老师不得了，他不用什么扩音，两个唢呐就可能，完全没办法盖过它的。其实我们发声的方法也有大声的传统，但同时你在南方的昆曲也不会这样，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本来不是搞民间信仰的研究，但是我今年一月初，因为陈即进，我们这个研究生，他要研究硕士论文是，殡仪馆的音乐，然后他开始去这一行里面去跟他们联系，那么没办法，你作为老师，他联系，你也要去支持，也要去看，到他那，我都要去认识。在里面发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我参加过侯少奎老师的演出，很多的器具都可以连起来。比方说我到那个道坛，就是罗恩石那个道长，现在八十几岁，在老人院，已经退休了。他就说这个问题，大概今年一月我去访问他，他说他年轻时候学笛子，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吹道教的音乐，但同时他又是从佛教里来的，他是专业。但是他就抱怨，他就说五、六十年代他去公社买笛子，买回来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呢？现在我们的笛子6个孔，不管你其他的加什么，6个孔，传统里面大家可能见过，6个孔的距离大概是平距的，在昆曲也应该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在五四运动代以来，就觉得我们的发音不清楚，如果用传统的笛子吹现在的曲，音不准，从西方的耳朵来听，说我们不准。我们去迎合西方的标准，就把它改了，所以第二到第三两个孔，就比较靠近，答答滴答，然后第二第三个音就变成了一个发音清楚的东西，然后是相对的准的，如果你吹现代的音乐是可以的。但是有问题，你改过这个之后，就好像罗道长说的，这个笛子不能用，比方说唱诵经，有的时候唱的那个人，某一个调他可能改的，他用老的笛子他随时可以跟，但是用新的那个笛子就完全不行。
好了，我又说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吹笛子的，但我对乐器特别有兴趣，我大概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所谓民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流行什么呢，到乐器店买笛子，一套12支笛子，就是西方所有的调都有的，但是你一套笛子从来都不会用到12支，实际上真正用到的，大概4支就够了。那么现在，后来就变成那种所谓可以调节长度的，那种也有。什么都发生过了。但是到目前现在专业的吹笛子的人，其实连调音的展开的两端都不要，还是一条完整的竹，才是好听的。这些应该慢慢改过来的。
我现在回到我应该报告的课题，这八年以来，我大概看过这几个地方，我想表达一点的就是，香港那个环境非常商业化，非常城市化。开始他在那个工厂大厦里面租个顶楼，不会干扰人家，道教啊那个活动都在那里面。分洞就在一个殡仪馆的那个，我住的地方附近，那个地方有很多花店，很多道坛。反正我要说的就是这一个比较混乱、混杂的一个环境里面，里面生存的。我在听他那个礼仪，我开始头一次听，听不明白。我就问，你们是不是唱普通话呢？那些越熟的道人就说：“我们肯定是说广东话的啊，不说广东话，那死的人听不到，听不明白。”但是我第二遍，他给了我记录看，是广东话，但是其中某个重要的字，我的看法是“官话”，但是我问他，我这么说，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唱的，就跟广东粤剧里面呢有一种叫“古腔”，古腔完全是唱官话的。在1930年代以前，亡乐就不是唱普通话的，完全是唱官话的。那那个官话呢也不是，说官话你不能听得懂，因为它是网络化的一个官话，那么这个所谓联系啊，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带得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五四运动以来，一些学者，尤其是精英，他们到美国、英国、欧洲留学回来，要改革中国，要中国富强，但是呢，他们知道的还是西方的一点点皮毛，连西方的里面层都不知道，然后就改了。那么自己的传统懂多少？我拉二胡，我从中学拉到现在，其实我懂得中国的传统很少，我懂的是哪一套？我懂的是解放前后红卫兵、文革的那一套，但你问我传统音乐，比方说古琴啊、昆曲啊，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在没有了解、没有懂得中国的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现在我在音乐的讨论里面，经常遇到刚才郑教授的那个讨论，就是说，好了，我们不改变，也不去现代化，怎么面对世界？很多也是创作的作曲家们说，好，你们那是老的东西，就放进博物馆里面吧，就是我们要面对世界。但是我往往就说，我们连放进博物馆的那个博物馆都没有，在音响上，在音乐上，是不足够我们后代去理解传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不反对创作的，其实如果创作的人，他应该什么所谓的顾忌都没有，他完全是自由的，但是目前我们面对的经常发现，比方说奥运，大家看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是我们的电影的一些，他们在创作的东西也拉进了中国的传统，然后再告诉人们这是中国的东西，但是里面的东西有多少中国的部分呢？我们懂的人就好惊讶，不懂的人呢？有时候它卖到外国就卖的很好，然后就他们变得权威，就是他们变成主流了。现在都是经过音乐学院训练的，赚到钱的，成名的就变成主流，而那些真正懂得传统的那帮老艺人，比方说道长啊，或者是殡仪音乐的音乐家，他们不敢出声的。
其实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代表说，民间传统的艺人跟老师，他们不管你知识分子或是政府怎么弄，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份承认。如果你要申报他当然是开心的，因为现在终于承认有了。那么我就说一说，这一方面，我在香港政府里面，他们由于大陆的做一个那个申遗的申报，然后就统计，然后大概大陆他们做完了，然后告诉香港特区，就说你们也干。香港政府从来不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中央政府说干，它不敢不干。然后就叫学者来开会，每年开一次，然后一开会呢，地方新界的那些乡村代表就非常兴奋，哦，我们什么都是传统的，我们的宝贝。我提出就是，非常好，你承认它。但是他们，香港政府做的工作就是弄一个表就算了。我就问，你搞得乡村的代表他们这么高兴，你第二步是什么？你怎么弄？因为你承认以后，中国大陆里面是很好的，就是有官方的很多渠道去保护它们，支持它们，香港就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认，无论它后来是好坏没关系，但是让他们本土的那些艺人或者承传人呢，他们还是很重视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那个知识分子不能所谓explore，就是你们要尊重传统，原来是什么样，但是你们改是可以的，改你要告诉人家你改多少，什么时候改，为什么改，完全是自由的，因为两种东西都不是对立的。传统跟那个所谓创新从来都不是对立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那个传承的没有那个权力跟那个条件去跟你说话、讨论，没有平等的对话，那么那些有资源的，政府支持的，那些成名的，作曲家也好，文化的官员也好，他们没有好好地关注这一部分，就是传统的，在民间，其实不一定是在乡村的，刚才我说过的那两个例子就是闹市里面，一般研究传统音乐的人呢，比方道教音乐，他们都研究一些大的宫观，其实在那个闹市里面他们提供的服务——生老病死，不一定是死人才做的功德或者法事，连他们平常小孩的生日啊什么的，或者好的事情他们也做。其实这个人生的社会的服务，他提供很多各式各样的服务，他在一个闹市里面，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这个，也没有必要把传统跟创新对立。
余少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