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形制相同的物体按大小相接、顺序排列，是组合乐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祖先们在饭桌上把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排列起来，发现形体大小意味着声音高低，由此演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原则：单体变组合，个体变序列。从仅能摆满一张饭桌的商代“编铙、编铃”（三件一组）已可见编列雏形，这虽然看上去就像是简单重复、数量叠加，但当64件、128个音级（一钟双音）、总重量达2000多斤的曾侯乙编钟摆满整个舞台时，就让人不得不为“数量叠加”这个基本原理所能产生的巨大效果感到吃惊。战国时代仅靠双手熔铸成吨青铜的工匠，在“乐悬”中凝缩的罕见自信，到2000年后的工业时代，发出的美妙声音也不打任何折扣。
个头由小到大、体积由细到粗、音级由低到高的“编列逻辑”，在乐器史上发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芒。欲观编列思维水到渠成的活水，就得溯源最简单的材料和最简易的工序。乐器制料中，没有比竹管更简单的了。非洲土著至今保留着一种“准乐器”的“玩具”，把一根竹管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左右两手，五指并拢，各加四根，从不同角度在地上拍击，因管长不一，发出不同音高。处于“编列思维”初始阶段的这件“准乐器”当然很粗糙，但其按个头大小排列的设计逻辑已经有了一抹理性色彩。这种形式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中原先民发明排箫和笙竽的模式。一根竹管是箫，一排竹管就是“排箫”；一根竹管是笛，一捆竹管就是“笙竽”。照此方式，把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悬挂起来就是“编磬”，把拴在马脖子上的一串铃铛悬挂起来就是“编钟”。西南地区六根竹管的芦笙，让人窥见马王堆汉墓已达36管竽的雏形，而钟磬合谋，则把顺序排列的“鸣球”演绎到极致，最终一路发展至中国乐器文化的顶级象征“钟磬乐悬”。
数量达到一定程度，高低就出来了，音阶就出来了，气派就出来了。编列提升了单体无法达到的音高对比，有效提升了音域表现力，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分布于不同地域的乐器，证实了人类在开拓编列性乐器方面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思路。
数不清的编列虽然分属世界各地文化群体，模式却如出一辙。非洲的“木琴”、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泰国的船型“竹排琴”、印度大小相配的拉格拉鼓乃至现代排鼓，都是依照这一模式编列的结果。当然，编列思维虽然像是一个模子扣出来，音高情味却又有天壤之别。编钟编磬一敲响，庄严的雅乐祭祀就登场了；芦笙排箫一开腔，火红的民俗仪式便开场了。听到7个音高差不多等距的特定音阶，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加美兰”序列，这大小不一的杂烩来自另一世界……不同情味的民俗都有特定音色作背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理，在世界各地繁衍出一拨又一拨的乐器家族，借着不同地区民族复兴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气候冒出来。
毋庸置疑，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和非洲的“木琴”，虽与“金石之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规模和历史，远不能与钟磬乐悬比肩。汉代之后，编钟编磬退出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隋唐时期的方响、云锣。青铜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青铜用完了，而是一种新的平民化要求在召唤，“以钜为美，以众为观”的奢侈风气悄然改变。消费编列的人变为老百姓，自然数量有限，简洁实用。云锣是前辈的简约形式，却遍及千村万店。
如果把序列思维的演绎法推广到弦乐器上，不同弦长其实是同一原理的异域实践。一条弦是独弦琴，两条弦是二胡，三条弦是三弦，四条弦是小提琴，五条弦是里拉琴，六条弦是扎木聂，七条弦是古琴，十三条弦是古筝，二十五条弦是瑟，再至一般人数不清弦数的扬琴、竖琴、钢琴等。每增加一根弦，都变出一个新品种；每增加一种排列，都推出一种新乐器。这长长短短的琴弦，已非简单重复，而成了各个文化群落中精英艺术分子大展宏图的空间。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琳琅满目、多到专家都叫不出名字来的弦乐器，才知道人类能够把序列思维的“组合拳”演绎到何种繁复的程度。
世界上最大的乐器莫过于管风琴，每座正规音乐厅都有一整面墙体被不同型号的铜管所覆盖。走进教堂，从天而落的音响仿佛一下就能把人的心灵托举到了天堂——大大小小、粗粗细细、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的管子，让世界上最辉煌的音响铺天盖地，让整个人类的心灵都跟着发颤。它的原理如此简单，效果如此明显，四两拨千斤。可以说，“编列逻辑”改写了乐器史，从一根竹管发展为庞然大物，让当代人得以享受到数十代人换来的盛世春光。
张振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