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蒙古族结下缘份，并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
我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古城榆林。榆林与内蒙古的伊克昭盟以绵绵长城相间，靠以浩翰沙漠相连。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周围有不少户人家是靠“跑草地”为生的。经年累月，他们把当地的砖茶、池盐、布匹、绸缎、挂面等用马驮到“草地”，卖给“蒙人”，或者“以物易物”，换回他们的羊、马＼毛、缄等。我还记得，每年冬、春之季，我们都会在榆林的北城门口附近，看到停歇着的一队一队骆驼和备有银饰坐鞍的马匹，驼群与驮马间，则有身着各种皮袍的蒙古族男女来回走动。其中，多数妇女都披彩带银，浓装重饰。特别是在她们的两条粗长的发辫外面，几乎一律裹着有各种纹案的银片。显出了一种虽经风沙吹打而愈益健美的强悍个性。将近50年了，这种具有“边贸’”内容的生活场景，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可以说，这也是我对“草原”最早的认识和体验。我“靠近’她，但从未想过是否要“走近”她。
1968年夏，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我平生第一次走进草原。因为一年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三个女学生受“下乡插队”热的感染，自己决定不参加未来的毕业分配，而随当年赴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的“知青”一起到那里去。这件事当时曾在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其间，她们多次来信，充满激情地叙述了她们崭新的生活，并希望学校派人去亲眼看看。而学校里不少认识她们的老师同学也一直关心着她们在草原上的一切。最后，决定让我和一位体育老师代表大家去探望她们。于是我们就与第二批赴内蒙古的400多名学生一起，先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到张家口，又用了两天改乘大轿车抵达锡盟，然后又买票乘长途汽率到了东乌珠穆沁旗，再搭马车用了整整一天赶到苏木（公社），最后，又坐上“勒勒车”在草原转游了三个小时，才算找到了她们的蒙古包。在一连四天不停变换交通工具的行进之后，身置真正的大草原，我的感觉是自己到了远离尘世的“天边”。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和奇妙。我们在那里一共住了半个月，也就过了半个月的“准”牧民生活：放牧，驮水，检牛粪，守“夜”赶狼，宰羊，拆蒙古包装到勒勒车上，搬家，再重新安装好蒙古包，吃手扒羊肉，挤牛奶，做奶酪……这一切，当然都使我终生难忘，但最让我铭刻于心的，是她们的邻居、一年多来一直关心、帮助、照顾她们的民兵队长和他的妻子达里。我亲眼看见过队长驰骋草原、连连套马的英姿，让我感到那是整个蒙古民族的豪气和威力的象征。但当他每次进入我们的蒙古包关照一些事情、教授某种生活常识时，竟一下变得那么柔和亲近，就像她们的一位可敬的长兄。此刻，我又突然间感受到整个蒙古民族心灵深处藏而不露处事待人的那份柔情和热心。而达里在一次放马饮水时悄悄唱给我们听的那曲“饮马调”，我已无法形容这样一种歌连带它所传达出的那样一种情，当时在我的听觉和我的灵魂中激起怎样的波澜。我甚至无法判断她是唱给谁听的：给马？给草原？还是给她自己？此前，我们在舞台上，在广播里，曾听到过多少动听的歇唱，但偏偏这位最最普通的草原妇人的一次随意而唱的歌，却为什么异采独放，让我的灵魂一阵阵颤动呢？
这就是我第一次走进草原的经过和感受。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我本来是奉行一个单纯的使命而走进它的，但出乎意料，我却走进了这个民族的心灵，走进了他们的文化，而且因为这样一次意外的“碰撞”，一下子拉近了我与草原的距离。从此以后，我那不平静的心。一直等待着再一次走进草原。走进草原牧民的精神世界，走进他们世世代代创造的音乐文化传统之中。
新的机缘，总算来了。尽管是在26载以后，但它终久还是来了。
1994年，台湾“风潮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锦聪先生愿意资助我在两三年内对内豪古草原的份统音乐进行一次普查，然后，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精选出来制作出版。以供热爱蒙古族音乐的人欣赏研究；而普查所获的全部音响及其背景资斜则交归音乐研究所传统音乐音档库保存。正是我多年来想做而没条件做的事。所以，用不着了考虑，我就一口答应了。
三年以来，我们的行程大致如下：
1994年8月一伊克昭盟一乌审旗；（成员：乔建中，韩锺恩）
1995年 8月一伊克昭盟一鄂托克前旗；（成员：乔建中，韩锺恩，木兰）
1996年8月一哲里木盟（通辽市）一科左后旗一科左中旗一库伦旗；（咸贝：乔建中，韩锺恩，萧梅，木兰）
1996年 7月—锡林郭勒盟一东苏尼特旗一阿巴嘎旗一锡林浩特市；呼伦贝尔盟一鄂温克自治旗一新巴尔虎左旗；（成员：乔建中，萧梅，木兰，郑长铃）
1996年8月一阿拉善盟一阿拉善旗；包斗布；巴彦淖尔盟一临河一五原一乌拉特后旗；（成员：乔建中，萧梅，郑长铃，木兰）
1997年5月一呼和浩特市。（成员：乔建中，韩锺恩，萧梅，木兰，张振涛，曹明申）。
很可惜，内蒙古的九个盟，我们还有乌兰察布、昭乌达、兴安等三个盟未能去采访，但已经去过的地方，总行程大概不会少于一万公里。做到了“行万里路”，我们对草原社会、草原生活、草原文化至少可以说有一点皮毛的了解了。
同为革原，但鄂尔多斯的伸秘雄阔、锡林郭勒的丰美水草、阿拉善的云山翰海、乌拉特的苍茫穷庐、哲里木的皑皑冬雪、呼伦贝尔的千牛之群；同为牧民。但阿巴嘎XX苏木摔跤手的强悍彪炳，鄂托克旗人告别时所行之谦谦的屈膝弯腰礼、科左后旗、库伦旗歌手们的幽默聪慧、梅日更庙喇嘛的虔诚文静、布利亚特妇女奇异的衣帽和她们安祥的脸上隐含的历史凤尘、阿拉善人提到骆驼时流露出的对于草原牲畜以生命相托的那份强烈感情……都—一让我们领略了茫茫草原自然、人文景观的斑斓多姿；草原的大，草原夏日的静谧之美，草原冬季寒风大雪的严酷，草原人的坚韧、安祥、热情。又让我们获得了一种此生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
当然。最让我梦萦魂牵的，还是草原的歌声、琴声。三年来，我们总共采访了上百位蒙古族民间歌手和乐手，小者十余岁，老者九十七岁，其中绝大多数是生于斯、长于斯，从来离开草原，名不见经传的牧民。但也有自50年代就走出草原，将草原之声带到大江南北以至世界各地的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这样的民歌大唱家。人们常说，草原是民歌的海洋。像我们这样在草原上六进六出专门寻访歌声之后、似乎才对这句话的舍义有了一点体会，谁能说清草原上流传着多少首歌和曲？恐怕没有这佯的人。我想，除非他能够说得出草原上长了多少株草。以这次考察而言，一百多位歌手、乐手，共为我们提供了近50个小时的音响资料，但是，假若拿它与现存于蒙古草原牧民口头手下的歌曲相比，仍然只能说是“沧海一粟米”。因为，每一个蒙古包里。每一位 40岁以上的蒙古族同胞的口耳之间和脑海心际，永远飘动着不绝如缕的上辈人传给他们的歌。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音乐宝库，再说蒙古族民间音乐的类别。民歌中的“长调” “短调”。曲艺中的“好力宝”“说书调”。歌舞中的“安代”，器乐中的马头琴、三弦、雅克托（蒙古筝）、四胡，喇嘛庙中的颂经咪唱等，这些经学者整理研究而归纳出的并在一定成都上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品种，或者按照功能而划分出来的狩猎歌、婚宴歌、思念歌、颂歌、酒歌、情歌等。确实己经让人感到它的丰富多样，然而，当你稍稍深入其间。把传播于不同草原地带的同类品种细细听过，或作一点分析比较时。你才会大为惊叹在每一个蒙古族民间音乐品种中涵益着多少姿态万千的音调、结构形式和多么丰厚的精神文化意蕴。例如“长调”，我们可以用“自由，悠长”概括它的音乐性格。然而，请你先听听扎木苏老人在沙丘上唱的那首鄂尔多斯“长润”《六十棵榆树》；你再听听阿拉善的巴德玛的《黄骠马》和文化局长哈达的《塞外德风》；听听乌拉特青年歌手布和的《沙滩清泉》；这几首长调的流传地都在内蒙古西部，但歌声所传达的意蕴、情绪，音乐的性格、气质之间的差异。几乎触手可及。对此，我们可以归结委歌手自身的阅历、声音条件和自发的审美迫求。但仅此而已吗？三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早期部落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不是同样熔铸于其中吗？如果你继续听听中部代表锡林郭勒长调风格的哈扎布的《老雁》、莫德格的《清凉的杭盖》、玛希巴图等人的“潮尔”；听听东部代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长调风格的宝音德力格尔的《辽阔的草原》和布里亚特风格德吉日嘎拉《花翎山雀》，我想，你肯定会由更多德慨叹：作为草原文化的的代表和蒙古族青乐的结晶，广大牧民和一代又——代优秀的民间歌手在“长调”中浸注了怎样的感情，发挥了多少创造力呵！事实上，我们对于长调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和诠释，只能有限地回味于每一次现场聆听的体险上面，因为对于歌手来说，每唱一遍，都会有有形和无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们积蓄既久而发挥于一时的智慧和精神的闪光。所以，对于“长调”艺术中文化意蕴的认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的价值和魅力是“不可企及”的，永恒的。同样，我还想举出遍布草原的喇嘛寺里早晚的经文诵唱。随意听去，我们会觉得它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但当你每庙必进，有“经”必录，不厌其“同”，深入“品”“悟”时，你也会发现它是一个多姿多彩，有文有质，形神兼具的音乐世界。喇嘛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诵唱，永远会因为时间、地点、人数、功用场合以及传派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整体效果。并且，在每一次庄静、肃穆、虔诚的唱念中，我们都会深深地体味出他们复杂而又崇高的宗教人生。
大体说来，这就是我第二次也是真正第一次走进草原的经历和点滴感悟。作为一个音乐学家，我们有一个不容推卸的使命，那就是首先用机器和笔把自已听到的见到的某一民族、地区存活的各种音乐以及与它相关的背景材料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们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