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为世人展现出一幅多元的文化图景。很多原有的文化局面在新世纪新观念的冲击下重组再生；同时，随着这一文化格局的改变，人们对多元文化现象的思考日趋深入。
在这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中国音乐发展道路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和更理性的关 注。或许在多元化的局面中要“守”住我们的传统特色和民族文化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也正是多元化的刺激和各种文化参照的增加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音乐的特性，这或许比“固守”传统要来得更为真实和积极。因此，2000年11月12日、13日，由瞿小松策划组织的、在上海商城剧院上演的多媒体剧场音乐会《秋问》正可以被看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秋问》音乐会的成功与否，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秋问》所引起的争议却值得我们关注。在这两场音乐会中，演出曲目其古之“古”，新之“新”在以往的音乐会中亦实不多见。诚如杨燕迪所言：“传统曲目和当代创作的并列，自然而然造成艺术史理论中常说的‘想象中的博物馆’的效果。”刻意把没有经过现代人“西化污染”的“原味”传统曲目和学院派大胆的现代技法作品同时并置于音乐会上，显示了主办者独具的匠心。 不可否认，综观20世纪西方音乐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进程，有的人选择了“全盘西化”，有的人执着于“国粹主义”，但更多的人在近乎莽撞的“中西融合”中，迷失了对传统音乐最真实的认识。而瞿小松及他的伙伴们则希望通过对古曲尽量“本真”的演绎，最大程度地“复原”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来面目，从而为受到大量西方音乐影响的现代人展现传统音乐中的精髓。随着瞿小松“追问”的过程和《秋问》音乐会上《鹧鸪飞》、《陈杏元和番》、《行街》、《寒鸦戏水》、《锦鸡出山》等古曲的启发，不由让人逐渐体味出中国传统音乐中种种精妙的意味。在这其中，中国器乐音乐所表现出来的“即兴之美”尤为让我有所体会。让我们感受一下《鹧鸪飞》中不经意中完成的“起”和“落”；《陈杏元和番》中微妙游移的“张”和“弛”；《行街》中千变万化的“分”与“合”；《寒鸦戏水》中神闲气定的“即”与“离”；“即兴”的特点可谓是无处不在，而“即兴”的美却又是表现得如此丰富和引人入胜。需要说明，本文并不是《秋问》音乐会的听后感，同时也无意评判这两场音乐会的水准。而正如副标题“从‘秋问’谈起”所言，《秋问》两场音乐会是引发笔者对中国音乐精髓思考的一个原因，而这样的思考在这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或许显得尤为重要。瞿小松试图通过音乐本体来表达他对中国音乐精髓的“问”；而作为一个理论学者，也许正可以从中敏锐地寻求关于中国音乐精髓的“答”。体会变化的过程是东方人的审美和哲学。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线条中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这正是中国器乐中无穷变化的即兴美。和中国书法中每一篇、每一幅、每一字都是包含着即兴创作的意味一样，在中国器乐音乐中，对即兴之美的关注始终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总的来说，依我浅见，中国音乐的即兴之美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音腔变化”、“加花演奏”、“节奏的渐变”和“循环与终止”。
1、音腔变化
沈恰在他的“音腔论”一文中认为“音腔是一种包含有某种音高、力度、音色变化成分的音过程的特定样式。”音腔所代表的具有丰富独立意义的“单个音”在中国音乐的各种品种中广泛地存在。不论惊诧于它的游移或不确定，还是陶醉于它的细微之美，凡是接触过中国音乐的人对此或多或少地都有着微妙的感受。音腔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中对音响细节的追求，而追求细节美的最小单位便体现在单个音的进行过程，即“音腔”中。音腔本身所特有的构成形式决定了它在演奏中的即兴性，因此被称为“活的乐音”。对同样一个音，根据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需要，每个演奏者可以做出不同的处理，而陶醉于种种限于一个音单位里的无穷变化是演奏者和听众所共同关注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A、演奏者可以即兴处理音高和力度。
如在笛子名曲《妆台秋思》中，为了表现宫女幽怨的情绪，笛子多处在长音的地方做了特殊的处理，运用气息的变化造成音高上的游移和力度上的改变。
谱例1《妆台秋思》：
4/4 1=G 2 2 3 56 | 2 35 3212 | 6 16 5635 | 67 6 — | 6 — | 6 0 ||
最后的“6”是一个长音，为了表现出和番出塞的宫女极度无奈的思乡之情，随着力度的减弱，音高也渐渐降低，好象内心深深的叹息。虽然就是这一个音，但在余音袅袅之间，音内部的微弱变化显示了神奇的魅力。这种变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尽管我们无法在记谱上把它的即兴性表述出来，但若是在演奏中缺乏这种即兴的思维，缺乏对音腔变化的敏锐感受，恐怕就无法完成乐曲所要表达的深层意境吧。而这种即兴的音腔变化却又是难以用语言、概念或者名称来定义，它更多地体现了演奏者心灵深处一种直观的感受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种创造能力。弦乐器在表现音腔的即兴性中似乎更有优势。看着简单的乐谱，你几乎不能想象耳中听到的音乐会如此地丰富和迷人。如琵琶曲《飞花点翠》的开头第一句中，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刘德海的演奏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副教授张铁的演奏就有着一定的差别：
谱例2《飞花点翠》（曹安和演奏谱）：
4/4 1=D 5 6 | 7 66 1 1 11 | 6 11 6 5 4 3 | 5 —
从对刘德海和张铁的演奏中，我们不难看到，两位演奏者在对于乐曲中几个重要音（均用着重号标出）的处理各有特点。他们利用左手按弦及右手弹弦的各种可变化手法创造了各自对同一个乐句及音的不同理解。同样是第一小节中的“7”，刘德海的左手按弦稍重，琴弦由此变紧，音略有偏高，似是表现了一种跌宕环回的情绪；而张铁在这个音的处理上却使用了“淡化”的手法，反而是在弹随后的第二个“6”时用“揉”，产生了类似“颤音”的效果，象是表现了初春里一股灵动、秀美的气息。又如在第二小节中，刘德海在处理“4”时运用“ ”（擞），而张铁却着重在后面那个“3”使用“ ”（拉），改变了原来的音高，并由此造成力度上的加强。这些对局部细节的细致处理既不是偶然情况，也不是笔者夸大其词，而是任何一个对中国音乐在音腔中的即兴美有所感受、有所认识及有所研究的人都有所体会并为之着迷的。
B、演奏者对音色的即兴处理更具有中国音乐的特点。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形容琵琶重叠错落的音色；而中国古代周朝以金、石、土、木、丝、革、竹、匏等制作材料来划分乐器种类，称为“八音分类法”；这些都显示了中国人对音色的独特偏爱。如古琴中的“吟、揉、绰、注”就是音色即兴处理的完美体现。同样是一个音，各种弹奏方法可以表达各色的韵味；而同样是一种手法，却在不同演奏者的手中还有着不同的风姿。同样是琵琶曲《飞花点翠》中的一个音，演奏者所使用不同的力度、手腕幅度大小、指甲触弦深浅、触弦位置的上下、触弦角度的正斜、左手按弦的松紧等等各种原因都会造成音色上的不同。反观西方音乐对作品结构及整体构造的重视，音响细节的意义、一个音内部的活动对于中国音乐而言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超越整体结构而单独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忽视无数单独音的独立表现能力、忽视演奏者在处理这些单独音的即兴特点，那么我们忽视掉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单独的音，而是忽视了中国音乐中由单独音色的美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上的神韵。
2、 加花演奏
加花演奏在中国各种音乐体裁中都使用得十分广泛。如在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中，加花变奏几乎是音乐发展最重要的手法之一。就《秋问》音乐会中所选用的江南丝竹《行街》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加花演奏在江南丝竹等音乐中的普遍性及由此造成的魅力所在。
谱例3《行街》 ：
4/4 1=D 1 1 23 6 1 5 3 | 6123 1653 6 5 |
谱例4《慢行街》
4/4 1=D 1 2 6 5 1235 2315 | 6123 1276 5 6 3257 |
实际上，为江南丝竹等音乐记谱究竟是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现在似乎尚待讨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从实际的演奏来看，我们是否能为这样一种“千变万化”的旋律记下准确的谱子尚属疑问。（关于这点，将会在后文中继续阐述。）这里所说的“千变万化”不是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复杂，也不是指音高的变化复杂，而是指在一个较为固定的骨干音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即兴的，随着演奏者的喜好、风格甚至心情等各种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演奏者在演奏同一乐曲时，加花后的旋律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即使是同一演奏者在演奏同一乐曲时，这一遍和下一遍也有会有所不同。因此，之所以说能不能为江南丝竹记下谱子更准确的含义是，无论如何，我们记下的只是《行街》无数次演奏中的一次。换而言之，我们无法记下所有的《行街》，而各种各样的《行街》又确实是同一个《行街》。这话听上有点象绕口令，但这正可以提示我们在欣赏、演奏及分析中国音乐的时候，忽略乐谱之外的变化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西方音乐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一种“聚焦式”的经典文化。对他们而言，树立典范的观念使他们乐于把一切即兴中发挥的美固定下来。而中国人的兴趣更在于“散点式”的即兴变化，在于“移步换景”，我们往往更能从每一次的细微变化中体味出莫大的乐趣。当然，这种加花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言，通常各种音乐都有其独特的加花旋法规律。如从以上的谱例《行街》中，我们就可以略微看到江南丝竹的几种习惯旋法，如“12352”“36532”等等。一个好的江南丝竹演奏者大多对这些旋法规律有着比较深入的感性认识。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