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见人们议论民族乐器的制作不科学，并认定管乐器的制作尤其不科学。笔者认为，若说我们的管乐器制作不科学，似乎尚可讨论，因为科学与不科学的界限是相对的；若说中国的管乐器制作不规范，那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的铜管乐器很不发达，只有先锋、钦筒这少得可怜的几种不能演奏旋律、只能渲染气氛的铜管乐器；用来演奏旋律的管乐器几乎都是竹管乐器。竹管乐器所使用的材料，乃是天然生长而又未曾经过车削加工的竹。这些天然的竹质材料，由于各自的生长环境存在着差异，其两节间的长度、内径、管壁厚薄，以及两端管径差等影响制作规范的诸多因素，也就存在着千差万别。我国古代虽然有“黄钟正律”这一颇似绝对音高的标准音，但是民间制笛从来是不依据黄钟正律来确定笛子音高的。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上海大同乐会郑觐文开始用a1 = 440 Hz（赫兹）作为标准 音制笛。如今按十二平均律制作的笛，更是以a1 = 440 Hz 作为标准音制作笛子了。
如今笛子制作对音高的要求已经固定，可是制作笛子所选用的材料乃是天然的竹，因此影响笛子音高的因素却各不相同，从而使制出的笛子音高必然无法稳定。为了保证笛子有稳定的音高，制作时就必然要校音，校音的办法当然要求简单而又切实可行。笛子校音的办法无非是修改吹孔及调音孔的大小，从而达到调整基音音高的目的；然后修整各音孔的大小，以达到调整各音孔间音程关系之目的。这里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调整笛子基音孔音高或音孔音高的办法，主要是改变笛子的管口校正量。因此，一个有经验的制作技师，若把笛子的音校准以后，演奏者若用制作者校音时的管口校正量演奏，那么笛子的音便是准的，否则就不会准。正因为这个道理，制作技师在为一支笛子各个音孔，以及各个音区校音时，必须保证有统一的管口校正量和恰当的口风力度；校音时能否保证有适当、稳定、统一的管口校正量，便是衡量技师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样，一个演奏者能否轻易地找到该笛制作时合适的管口校正量和适用的口风力度，或者能否向制作者提出具体的制作要求，这些也都是衡量演奏者水平的重要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制作者的校音能力，还是演奏者对乐器音准的控制能力，都不是依赖仪器，而是凭借听觉，凭借听觉对音高记忆来实现的。
不可否认，乐器演奏过程中所谓的音准，是允许有一定误差的；若不允许演奏（演唱）过程中存在误差，那我们将无法从事音乐活动。但是这误差是有一定限度的，通常以不超过15音分为限度。可这不超过15音分的误差，在流动的旋律或和弦之中，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要达到这一要求，需要凭借训练获得的敏锐听觉和灵敏的反应。因此，听觉在箫笛演奏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笛箫制成以后，只要控制好管口校正量和口风力度，就可奏出稳定的音高。可是中国的哨管乐器，例如管子和唢呐，其音准又要比笛箫难控制得多。就从外观上来看，管子和唢呐那管身上的音孔位置，不难看出完全是凭经验确定的。至于管子的制作方法，李元庆先生在《管子研究》一文中谈了一些，可只能算是民间所用管子的调查报告？；至于唢呐的制作工艺，至今也未见有人能谈出一点子丑寅卯来。因此，管子和唢呐演奏过程中的音准控制便完全靠听觉。尤其是唢呐，嗓门大，音准难以控制，很难取得人们的好感。当然，对于具有很深造诣的演奏者来说，情况恐怕就两样了。
记得196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正在举行民族音乐系的演奏会。会场里的听众除民族音乐系的师生而外，外系的听众可谓寥寥无几，仅几位作曲系的学生而已。当宣布最后一个节目是新来的教师孙玉秀？唢呐独奏时，场内的外系学生，几乎都离去了，场子显得格外空旷。孙玉秀是山东的著名艺人，并以理发为职业。孙玉秀的唢呐技艺高超绝伦：放开音量，高亢却不失圆润，音量收拢来又犹如滴泉；孙虽为民间艺人，其音准却可与管弦乐协奏。四首乐曲演奏下来，礼堂内虽然鸦雀无声，可已座无虚席。看孙先生演奏，运气裕如，远非一般民间艺人涨得脸红脖子粗的形象。向孙先生学过一段时间唢呐，自觉其耗气量竟比吹笛还小。
我们若认真分析一下，同样难以看出西洋管乐器有多少科学性。因为这些制作精良的西洋管乐器，同样无法用明晰的音乐声学理论去解释、无法用律学算式来计算。它们同我们中国的民族管乐器相比，科学的地方仅仅表现在制作已规范化-- 每一件乐器的制作有精确的工艺要求，训练时有明确要求的统一教材。这些经验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如今，在我们的民族管乐器制作尚无法规范化之时，如何训练好乐手的听觉，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听觉训练，既包括对绝对音高的记忆，又包括乐手通过口风或力度的控制和改变，来调节音程关系，从而增强乐曲的调性观念、民间音乐的地方特色，以及和声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