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百年诞辰前夕，音乐界的许多朋友已经在纷纷准备筹备庆典，有的撰文，有的排练，有的准备演讲；校园里遇到熟人，见面问候的话也离不开父亲。这让我总有一种难以面对的感动。
姐弟五人中，我是唯一与父亲同在上海音乐学院共事40多年的。在学校里听他在台上作报告，因系里工作向他请示汇报，也听许多得到他教诲和帮助的人向我叙 述他们的感激之情。当年天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的琐事，有关于艺术的，也有关于学院的。现在回头看，剔除各种表面的浮灰，父亲的轮廓渐渐地清晰了，他对上音艺 术教育的功绩以及他辅佐贺绿汀院长治理上音的业绩，在那个年代确属不易。
王西麟先生专 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父亲，他把贺绿汀和父亲的关系比作上音创始人萧友梅与黄自。他在文章中写道：“德高望重的贺绿汀大无畏地坚持了艺术规律，是抵抗极左思 潮的伟大战士，正是他的保护使得上海音乐学院得以尽最大可能地坚持艺术规律。而音乐学院的全部教学工作主持者就是丁善德先生，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并肩合作的，在教学的大方向上完全一致。”
父亲的一生是与中国新音乐的发展相连的。他 以一个江南小镇的穷孩子考进上海音专，在萧友梅、黄自等前辈的提携下，成为我国第一位开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以后又改学作曲，留学法国。祖国解放了，他便 带着刚写完的《新中国交响曲》动身回国，投身于百废待兴的音乐教育事业，在繁忙教学的同时，又写下了交响乐、大合唱、室内乐、独奏独唱曲等大量作品……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小时候，我每天清早睁开眼睛就能听见父亲的练琴声。当时正是抗战的艰苦年代，父亲上有两老，下有我们四个姐弟，真不能想象父 亲是在怎样的生活重压下坚持练琴作曲的。回国后，父亲根据在巴黎学习的笔记着手编写上音教材，当时作曲系“四大件”教材全是他整理写成的。与此同时还不忘 抽出时间来教我姐姐学钢琴，教我和大弟学小提琴。
1956年起他当了上音副院长，他总是配合贺院长为上音的发展倾注心血。期间他还写了《长征》交响曲。五六十年代上音出了不少好作品，从小提琴曲《牧歌)到《梁祝》，从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到大合唱《祖国颂》《金湖》，都是在他的指导下通过一堂堂课上完成的。
学校里各种矛盾几乎天天都有。他总是先倾听意见然后很快找出矛盾焦点，并设法把这个结解开。由于他处理问题总是把原则摊在桌面上，并勇于负责、敢于拍 饭。一位校刊编委说“历任院长中他是行政能力最强的”。他从来都是直率地指出别人的缺点，但很多人反而因此感谢他。歌唱家费明仪说“幸亏丁先生当年说我的 手在钢琴上不会有发展前途，于是我改学了声乐，才有今天。”费明仪一直视他为恩师。
父 亲始终强调老音专的传统，聘请最优秀的教师、不拘一格发现和培养人材、教学第一……等。在教学计划、招生和毕业考试中，他也始终严格把关:曾有人想通过上 层留校，父亲坚决抵制；而当有位研究生考生成绩优秀却因超龄一个月被拒之门外时，他说“制度不应该是卡人的，不然人材就被埋没了”，坚持破格录取；他的宽 宏大量也是人所共知的，有位青年作曲家“文革”中曾打过他，但他并不往心里去。可是对上音在“文革”中折损的10位教授，他一直深为痛惜。粉碎“四人帮” 后，他第一个发出为这些专家平反的呼声。大家都为他担心，因当时还未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果然来自上层的责怪是“一个党员怎能不按党委的要求发 言？”可是在基层我却听到更多对他的赞扬。我敬佩父亲的公正和勇敢，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公开自己的立场。
每年校庆父亲总要兴奋和忙碌一阵。他那宏亮的声音一次次告诫我们要发扬老音专的传统。如今虽然父亲已去世多年，但每逢校庆给我带来的总是对父亲的深深怀念。但我深信，父亲留下的作品和精神是永恒的，老音专的传统也一定会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