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者——江文也_先自李岚清所著《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

先自李岚清所著《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

江文也，原名江文彬，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祖籍福建，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１日出生于我国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幼年随家迁回福建厦门，１３岁时去日本求学，１９３６年返回祖国大陆。１９３８年定居北平，度过了后半生。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４日病故于北京，享年７３岁。 

江文也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台湾，成长于祖国大陆，求学、成名于日本，后来又回到大陆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直至逝世。江文也的音乐生涯，使我联想到欧洲著名音乐家马勒。马勒说：“在德国人眼里，我是一个犹太人；在犹太人眼里，我是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波希米亚人眼里，我是一个德国人。”而江文也在日本人眼里，是当年台湾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在中国人眼里，一度曾认为他是日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台湾人也不知道有江文也这么一个人。也许正是这种一度缺少归属感的经历，促成江文也后来在音乐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音乐文化寻根的倾向。 

自幼爱好音乐 展露音乐天赋

江文也的父亲江长生，是清朝的秀才出身，后加入家族事业，主要经营航运，常来往于台湾的沪尾、基隆，福建的厦门，日本的横滨等港口。江文也的母亲郑闺，出生于台湾花莲的一个商人家庭，有文化且爱好音乐。江文也在父亲文人气质和母亲音乐爱好的影响下，自幼就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他三岁左右就跟母亲学会了哼唱摇篮曲哄弟弟入睡；４岁时能高唱母亲家乡的山歌；５岁时常常到附近的教堂，趴在窗口跟着大人唱“圣诗”。教堂的牧师发现，这个儿童歌喉动人。在节庆日，当戏班来唱戏时，乡亲们也能听到这位小“票友”用童声唱的《百家春》、《卜卦调》等地方戏曲小调。 

日本侵占台湾后，台籍商人纷纷迁居福建沿海城市。江氏家族除留下江文也的二伯父在台湾留守家业外，其他人陆续移居福建厦门。江文也的父亲回厦门后继续经营航运事业。江家的住处正好是当地文人墨客会集之处，南音、北调终年不断。江文也的父亲交游甚广，经常与各方士绅聚会，谈论文化艺术。这些都对幼小的江文也影响颇深。江文也就读于厦门的台湾籍子弟学校，自幼就有“少年诗人”的雅号。幼小的他，不但能用日文写诗，还擅长用闽北、闽南和闽中的各种腔调，有腔有调地演唱《天黑黑》等当地民间小调。江文也的三伯父住在厦门鼓浪屿。在三伯父处，他不但能学习到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也有机会接触到钢琴、小提琴、风琴等西洋乐器和五线谱等音乐知识。求知欲强烈的少年江文也如鱼得水，经常住在鼓浪屿，不想回家。 

1923年，江文也的母亲病逝，父亲由于事业繁忙难以照料孩子，便让江文也随其长兄前往日本，进入长野县的上田中学学习，由在日本的业务代理人代为照料。江文也天资聪颖又勤奋努力，是理、工、艺、文各科成绩都很优秀的高才生，在音乐方面尤为突出。有人送他一把口琴，他不仅能无师自通，很快学会吹奏一些日本和西洋名曲，还能加以改编、变奏，使乐曲更有情趣。中学毕业后，江文也虽然对音乐最有兴趣，可不得不遵从“务必修备德意志式的生产技能”的父命，于１９２８年考入东京的武藏高等工业学校电气机械科。这时，他只能在课余时间到上野音乐学校选修音乐课程。从１９３０年７月起，他师从著名声乐教师阿部英雄学习声乐，唱男中音。江文也还利用暑期赴台湾花莲探视舅父和姨母的机会，四处欣赏台湾南北戏曲，深入阿里山接触那里的歌舞，采集民歌，并记谱成集。这或许也是他５０年后创作《阿里山的歌声》最初的灵感和动机。 

投身音乐事业 取得优异成就

江文也于１９３２年从东京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任兼职歌手，并跟随日本著名作曲家山田耕筰学习作曲，开始投身于音乐事业。他连续参加了日本的第一、第二届全国音乐比赛，并入选声乐组。１９３３年１月，江文也的父亲病故，他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只能主要靠演唱、抄谱和编排乐谱来挣钱补贴生活，开始走向职业音乐人的生涯。同年，他受聘到日本著名的藤原义江歌剧团，第二年参加了歌剧《波希米亚人》的演出。这时的江文也虽然已经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歌唱家，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一直怀有作曲的渴望和抱负。于是，他又去东京音乐学校御茶水分校，师从作曲教授桥本文彦。他学习非常勤奋，正如他在１９３３年写的一篇《通过预赛的感想》文章中所说：“尽可能地找大量作品来听，反复无数次地听，然后在五线谱上，将自己耳朵里逐渐感受到的音符实际写出，并将之弹出声音来听听看。”“得益于日本出版的大量唱片和乐谱，我把许多名曲几乎背下来才学和声基础。这样很快的学到了欧洲音乐的作曲技法。” 

１９３４年，是江文也音乐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他终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开始了音乐创作活动。这一年，他完成了处女作钢琴曲《台湾舞曲》和同名管弦乐曲。这部作品以淳朴的旋律、民间舞曲的节奏和色彩鲜明的配器，生动地描绘了台湾的风土人情，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眷爱。为了庆祝人生的新里程，他将中文名字由江文彬改为江文也。同年，他参加“台湾同乡会”主办的“乡土访问音乐团”，返回故乡台湾，到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巡回演出。他出色的表演，深受家乡同胞的欢迎。年底，他创作的管弦乐曲《白鹭的幻想》，获日本第三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二名，他也正式加入了“近代日本作曲家联盟”。在随后的一年里，江文也又创作了钢琴曲集《五首素描》、《十六首断章小品》等。１９３５年，他以自己创作的管弦乐曲《盆踊为主题的交响组曲》参加日本第四届音乐比赛并入选。 

１９３５年，江文也在“近代日本作曲家联盟”认识了美籍俄裔音乐家齐尔品。齐尔品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后来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江文也师从齐尔品一年多，齐尔品对这位青年作曲家非常赏识，给了他许多教益和关怀。更为重要的是，齐尔品使江文也开始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音乐。齐尔品夫人李献敏曾说：齐尔品在１９３５年与江文也初次见面后，就看出了他的才华，并在得知他是台湾人后，鼓励他朝“民族主义”的方向进行创作，认识中国的民族传统。同年，俄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访问日本。当他听过江文也的演唱后，大为赞叹，问江文也：“你究竟是作曲家，还是声乐家？”夏里亚宾充分肯定了这位多才多艺的青年音乐家。 

１９３６年６月，齐尔品赴北平和上海时，曾带江文也一起前往。在这次旅行中，江文也直接接触到了一个让他难以想象的广袤的祖国大地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给他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他在返日后发表的《从北平到上海》（刊载于日本音乐杂志《月刊乐谱》１９３６年９月号）一文中写道：“我好似与恋人相会般，因殷切的盼望而心焦，魂魄也炙热到极点。”他还写道：“我清楚的感觉到心脏鼓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满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驶着。我实际的接触了过去庞大的文化遗产，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这些遗产所压垮，压得扁扁的……虽然如此，但我直视遥远的地平线上的白云时，却在彼端发现了贫弱的自己。”这些话语使人感受到江文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庞大的文化遗产”强烈的崇敬与热爱。从此，江文也萌发了挖掘、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宝藏的理想。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促成了他１９３８年最初应聘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并成为他１９４５年最终定居祖国大陆的潜在动力。 

１９３６年８月，第１１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办，江文也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通过“近代日本作曲家联盟”的遴选，以及体育协会的推荐，与其他四位日本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送到德国柏林参加艺术竞赛。结果，除江文也一人获奖外，其他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全部落选。这使日本乐坛大为震惊。日本音乐界觉得，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全部落选，偏偏这个“殖民地的小子”获奖，很丢面子，就想以《台湾舞曲》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使欧洲人感到新鲜好奇而已为理由，低调处理此事。但是江文也并不示弱，他将自己的作品和奖牌等通过报社记者公之于众。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１日，《东京日日新报》对此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并刊出了奖牌和乐谱的照片。接着，《台湾日日新报》也以头条新闻予以报道。至此，人们更加关注音乐界这一位闪耀的新星。至今，许多音乐家认为，江文也的《台湾舞曲》不仅在当时已具有很高的水平，即使事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去听它，作曲家敏锐而细腻的乐感，成熟而洗练的作曲技巧，仍然光彩夺目。还有人说，从《台湾舞曲》中可以听出青绿的山坡，潺潺的溪水，蓬勃与青春洋溢的生命力，肥沃富足的大地等生动的画面。这首作曲家２４岁时创作的作品，显露了江文也过人的创作能力和才华。 

不久，江文也的《台湾山地同胞歌》（原名《生蕃四歌》）等作品，也被送到意大利和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演出，使他获得了国际音乐家的声誉。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江文也的合唱曲《潮音》获得日本全国第五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二名。接着，他的管弦乐曲《赋格序曲》又获得日本全国第六届音乐比赛二等奖。钢琴曲集《十六首断章小品》和《五首素描》曾入选威尼斯第四届国际现代音乐节。 

定居祖国大陆 从事教学和创作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受日本军国主义政策限制，日本音乐家不得再搞欧洲古典音乐和前卫作品，只能顺从其侵略国策创作所谓的“民族音乐”。作为当时还是“日本国民”的江文也，也被卷入其中。在回到北平之初，他虽拒绝到北平的日伪文化组织“新民会”任职，但仍受托为该会《新民会会歌》、《新民会青年歌》谱曲，还为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影片《东亚和平之路》写了《大东亚民族进行曲》等歌曲。江文也的这些活动和他的作品，也给他留下了一些恶劣影响。 

人生的轨迹正如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出曲折性和复杂性。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江文也开始了人生角色“定位”的转变。１９３８年，他应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的聘请，舍弃了日本优裕的家庭生活和当时他拥有的最先进的唱机及钢琴，带着两箱大型五线谱纸和世界著名音乐家作品的曲谱，赴该校任作曲和声乐教授，并从此定居北平。在任教期间，尽管江文也当时的中国国语还不够流利，但由于他学识丰富，执教有方，性格热情开朗，没有某些教授的那种架子，再加上他又爱穿中国传统的长袍服装，学生们对他不仅没有像对日本教授那样的抗拒感，反而很喜欢听他的课，喜欢接近他。这个时期，江文也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祖国文化，创作发表了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名歌集》第一卷、钢琴套曲《北京万华集》（后改名《北京素描》）、独唱曲集《唐诗——五言绝句篇》、《唐诗——七言绝句篇》、管弦乐曲《故都素描》、合唱曲《清平调》等作品。《北京万华集》包括１０首钢琴小品，是江文也回国后发表的第一部钢琴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从中国民间音乐素材中汲取音调和灵感，表达了对祖国文化的深深眷恋。 

在此期间，江文也两次到北京国子监参加祭孔典礼，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献。１９３９年冬，他完成了大型现代管弦乐曲《孔庙大晟乐章》，这是江文也创作风格向中国化转折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他力求把自己研究和想象的中国古代雅乐融入到作品中，形成一种庄严、肃穆和崇高的音乐氛围。第二年春，他应邀赴日本指挥东京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作品。

１９４０年，江文也与吴韵真女士结婚。吴韵真是北平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二胡、琵琶的学生。在吴韵真的帮助下，江文也刻苦补习中文，逛古籍书店，阅读中文名著。他还参观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古迹。在中华文化的进一步熏陶下，他不但创作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乐曲，如第二交响曲《北京》、《一宇同光》、舞剧《香妃传》等，也写下了若干诗集，如《大同石佛颂》、《北京铭》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人劝江文也离开中国，被他毅然拒绝。在抗战胜利之初，江文也还向蒋介石写信，建议采用他创作的《孔庙大晟乐章》作为祭孔乐曲。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当做“日本人”关押。十个月后，因国民党政府不将台湾同胞按日本侵略者对待，才将他无罪释放。获释后，江文也应北平方济堂圣经学会之邀，谱写“圣咏”，供中国天主教徒咏唱，继而又到北平回民中学任音乐教师。１９４７年秋，他应邀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与该校校长徐悲鸿和音乐系主任赵梅伯成为知音。

从江文也在抗战胜利前后的经历和音乐创作来看，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根在中国，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中国音乐家，并满腔热情地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虽然体裁不同，题材各异，但其中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音乐中的民族寻根倾向和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在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中，既有西方音乐作曲理论和技巧的深厚功底，又有现代感，更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民族风格，为走向世界的中国风格的新音乐做了有益的探索。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前夕，又有人劝江文也去台湾，香港也有人准备聘请他，都被他一一拒绝，他决定留在北平，实现他研究祖国音乐的理想。北平解放后，江文也以郭沫若的著名诗篇《凤凰涅槃》为题材创作了合唱曲《更生曲》，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感情。这首作品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生欢庆北平解放联欢会上首演。同年冬季，他随北平艺专师生赴天津，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筹建工作。该院院长、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对江文也甚为器重，为他创造了一个教学和创作的良好环境。江文也每周往返于京津两地，工作十分勤奋，在旅途中也笔耕不辍，不少乐曲就是在火车上创作的。

 １９５０年，江文也在中央音乐学院全院大会上，被宣布任命为作曲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创作了许多作品，表达他对新中国的感受，诸如第四钢琴奏鸣曲《狂欢日》（１９４９）、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１９５０）、小提琴奏鸣曲《颂春》（１９５１）、纪念屈原的交响诗《汨罗沉流》（１９５３）等作品。其中《乡土节令诗》是由１２首钢琴曲组成的大型套曲，音乐素材来自对我国民间每年１２个节令的不同风情的描绘，在创作中力求以中华民族精神和西方现代创作技巧相结合，音乐形象和色彩对比鲜明，浪漫而富有诗意。 

１９５７年，江文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了教授职务，分配去编写教材和从事图书资料整理工作。在当时那样的逆境中，他仍执笔创作。他这时期的作品，有反映台湾人民生活斗争的《第三交响曲》（１９５７），有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３００周年的《第四交响曲》。他还将早年创作的独唱曲改编为合唱曲《台湾山地同胞歌》。《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古老的台湾民歌为素材，通过没有特定语义的语音与旋律的结合，在钢琴伴奏中模仿笛声、琴声和打击乐器的效果，表现了高山族人民的生活情趣。他继续进行从抗战胜利后就开始的台湾民歌整理、改编工作，表达了他对家乡台湾的深情和眷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了对台湾同胞的一份义务”。

（台湾三芝，江文也雕像）

对江文也更大的打击是“文化大革命”，他受到批斗、抄家、劳改等一系列冲击和折磨。他和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一起，被下放到河北省清风店地区的某个部队接受“锻炼”，因过度劳累而身体逐渐虚弱。１９７３年，他与下放师生一同返回北京，继续在学院图书馆工作。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１９７９年，台盟、中央音乐学院相继给江文也平反。音乐学院根据文化部的决定，恢复江文也的教授职称、工资待遇和政治名誉。江文也不顾虚弱有病的身体，迫不及待地重新拿起创作之笔。正如他在一篇日记中所写的，他“还要用这只不听使唤的手，哆嗦着写下去，直到用尽最后一卡热量，然后倒下去，把自己交给大地就是了”。１９７８年，江文也写出了他构思已久的大型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初稿。不幸的是，这时他脑血栓病复发，瘫痪不起。当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的学生来到他的床边，将他的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在该台播放的录音放给他听时，已经不能说话的他，露出了淡淡的微笑，眼角上流淌出一丝泪水……这可能是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后的欣慰吧。而当他的孩子们收到人民音乐出版社刚印好的江文也乐谱时，已无法与父亲共享这份宽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这正是江文也作为一位作曲家的人生写照。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４日，当江文也向大地的尽头走去时，他的案头留下了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声》总谱。 

江文也不仅是一位辛勤耕耘、成就斐然、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他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五十多年，主要担任作曲、配器和音乐作品分析等课程的教学，以讲授精深、剖析细密见长，尤其注重对学生艺术才能的培养。曾受教于他的许多学生至今仍深深地缅怀着这位良师益友。

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创作的先驱

由于历史原因，江文也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如今，这种情况终于改变了。由于江文也以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音乐修养，为探索中国近现代民族新音乐创作风格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个尘封多年的作曲家的名字——江文也，无论是在祖国的大陆、台湾、香港，还是在日本甚至在国际乐坛上，又重新引起了音乐界的重视。 

说到江文也的音乐寻根倾向和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除了前面提到的齐尔品外，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江文也的日本朋友高城重躬就曾说过：江先生的作品受到以匈牙利巴托克为代表的“新民族乐派”的影响。巴托克是２０世纪欧洲著名作曲家中最具有民族主义个性的一位。这位作曲家当时自己背着刚发明不久的录音机到乡村去采集民歌，并结合当时“最现代的作曲技术”，将民歌大量地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江文也也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与巴托克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一生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他的作品题材广泛，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为素材；体裁形式多样，涉及管弦乐、钢琴音乐、室内乐、歌剧和舞剧音乐、声乐作品等各个领域，尤其在管弦乐、钢琴和声乐等领域，成就更为突出。江文也一生共写过２１首管弦乐曲，目前仅存９首，代表作品有《台湾舞曲》、《孔庙大晟乐章》、《故都素描》、《汨罗沉流》等。他的大部分管弦乐作品完成于１９５０年以前，他对管弦乐队以及配器的掌握在我国当时都是少有的，因此，江文也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管弦乐创作的先驱。他的《台湾舞曲》和《故都素描》被评为“２０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入选曲目。江文也的钢琴作品题材广泛，语言淳朴，感情真挚，与祖国的乡土风情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作有钢琴曲集《五首素描》、《十六首断章小品》、《北京万华集》、《乡土节令诗》、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钢琴绮想曲《渔夫舷歌》等。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在我国钢琴音乐中独树一帜，丰富了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的风格。江文也在进行许多器乐创作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创作的合唱曲《潮音》开始，他共创作了两百余首声乐作品，其中有抒情歌曲、合唱曲、儿童歌曲、民歌、宗教歌曲等。他还选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等谱写了大量歌曲，其中有些作品旋律古朴优美，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江文也还创作了《圣咏作曲集》等四部宗教音乐作品，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进行大量的音乐创作之外，江文也还曾从事有关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撰写了专著《中国古代正乐考——孔子音乐论》、《俗乐、唐朝燕乐与日本雅乐》等。

寻根音乐观的自我总结

江文也在《写于〈圣咏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后》一文中写道：“我知道中国音乐有不少缺点，同时也是为了这些缺点，使我更爱惜中国音乐；我宁可否定我过去半生所追求底那精密的西欧音乐理论，来保持这宝贵的缺点，来再创造这宝贵的缺点。”“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做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传统’与‘遗物’根本是两样东西。‘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气息奄奄之下的今天，可是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有创造性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在我过去的半生，为了追求新世界，我遍历了印象派、新古典派、无调派、机械派等一切近代最新底作曲技术，然而过犹不及，在连自己都快给抬上解剖台上去的危机时，我恍然大悟追求总不如舍弃……是的，我该彻底舍弃我自己“ 

从以上这些观点，我们可以了解，江文也为什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那样地坚持对“中国风格”的追求，那样执著地探索与欧洲各种派别不同的韵味。从他的作品和言论中，我们再去理解江文也这个人，就不难发现：他是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者。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介绍他，听他的音乐，纪念他，才尤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