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全国首届指挥大赛，聚集了全国各地的指挥好手来参赛，抱着“玩玩”心态的李心草，临时抱佛脚地在比赛前一周背了15部总谱。在众多选手都和广州乐团有了十几首的合作之后，竟然一举斩获了大赛的冠军。
一夜间，李心草“红”了，音乐界都知道，有一个年轻的指挥家只有22岁。
“其实我这一路上都有贵人相助，运气很好。除了胡咏言先生，后面我还碰到了李德伦先生、陈佐湟老师，他们都不是我学校的老师，但是在艺术的道路上却给我提供了太多的帮助。还有就是真正地指导过我的老师徐新教授。大家都说我出道比较早，这一切和这些老师的提携帮助绝对是分不开的。”
参加了那么多重大的演出，拿到了首届指挥大赛的冠军，还没有出校门的李心草就已经成了“香饽饽”，不少乐团慕名找到了学校。
最终，李心草选择了中央芭蕾舞团。
“在芭蕾舞团做指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那里的作品让我无形中对每一个作品都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就是画面感。因为你每天看到演员翩翩起舞，所以你会不由自主有了舞台的画面感，听着音乐，你脑子里就会出现移动的画面。”李心草回忆道。
正是凭着这样的感觉，李心草很快荣升为团里的首席指挥，从当时的条件来说，他过得是相当滋润了。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他在国内的事业和知名度都会蒸蒸日上。
但这样的日子未满三年，他就开始“折腾”了。缘由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藏在心底的梦维也纳。
1996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只懂十句德语的李心草放弃了国内的鲜花、掌声以及安逸的生活，只身前往奥地利，进入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指挥。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李心草第一次走进梦想中的课堂，就被教授的一盆“冷水”浇醒了，因为语言不通，教授毫不客气地让他学一年的语言后再进课堂。李心草懵了，自己在维也纳一共只有两年多的学习时间，如果将整整一年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那么专业学习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于是，他试着把最枯燥的事情当成有乐趣的事去做。天天背单词，和室友交流，每天还去上五个小时的强化班，周末的时间也全花在了德语上。
三个月后，他用一口流利的德语问老师：“我可以来上课了吗?”教授跟他交谈了几句，十分惊讶，然后动情地对同学们说：“中国人真的了不起，他们聪明勤奋。过去我不大相信，今天我要把这个勤劳民族的一员，来自中国的心草・李介绍给大家。”
全班二三十个学生中，来自中国的“心草・李”在专业上永远是最优秀的。白天是高雅的音乐，晚上是洗不完的盘子、送不完的外卖，就是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日子里，李心草编织着自己的音乐梦。这段时间，他还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比赛举世瞩目的“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
在这场国际大师级的比赛中，经过四轮紧张的角逐，李心草荣获比赛第二名。这次“意外”的成功，使他的事业瞬间上了一个台阶，欧洲许多著名的乐团认识了他，并频频安排他在欧洲演出。他还作为世界著名指挥家哈格教授的助理指挥，执棒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来北京的演出。
“我只是做着这辈子最喜爱的事情”
就在李心草想在欧洲“奋斗”之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欧洲巡演，著名指挥家陈佐湟先生问他：“愿不愿意回国加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李心草向导师征求意见时，教授睁大眼睛说：“当然要回去，你才28岁，28岁的年轻人能在国家顶级乐团担任指挥，全世界也很少见。”
仅仅一个月后，李心草便回到祖国，成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驻团指挥。很快地就作为陈佐湟先生的助理指挥，率国家交响乐团进行了“99东瀛行”的演出。
对一个年轻的指挥家来说，要想在指挥台上站得更稳，只有不断地学习，积累更多的经验。更何况是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这样的“大团”。
对于李心草来说，他无疑找到了一片学习的“沃土”。
“进团的前几年，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陈老师，他会邀请很多高水平的客席指挥来演出，来和大家交流。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心胸。他在借助所有的好指挥来提升大家，而不是固步自封，一家独大。还有徐新老师，他是一个教育家，教导我诚实做人，诚心待人。”
2002年秋，已经进团4年、担纲常任指挥两年的李心草，第一次独立率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赴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及台湾地区巡回演出了20多场，获得巨大成功。雷鸣般的掌声是乐团获得的最大奖励。
李心草忘不了，在德国演出结束后，坐在第一排的德国前总理科尔头一个站起来热烈鼓掌;作为第一个带领中国乐团踏上悉尼歌剧院的中国指挥家，他们首场演出就得到了2600名观众的厚爱，不仅乐团演奏每首作品后都掌声雷动，而且在加演了两首作品后，观众的掌声一次次再把李心草唤回舞台，最后，他不得不与乐队首席拥抱着回到后台才平息了掌声的热潮……
2007年随温家宝总理出访莫斯科，他执棒“中俄文化年闭幕式”音乐会;2008年奥运举办之际，李心草在举世闻名的维也纳歌剧院执棒维也纳交响乐团，在欧洲首演了中国歌剧《木兰》;2009年，他受韩国釜山市长邀请出任釜山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2011年初，李心草率领国家大剧院乐团进行了出访演出，在首尔艺术中心成功地上演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国家大剧院版)。
这一切，无疑证明李心草是当今最出色的指挥家之一，世界乐坛都在关注他，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等数十所世界顶级音乐场所都留下了他和国交的足迹，所到之处，反响热烈，颇受好评。
“他1971年出生，此次日本巡演所确立的决定性的评价，今后的动向将受到瞩目”;
“李心草的指挥带有浓厚的西方韵味，他是当今少有的天才指挥家”;
“李心草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令人羡慕、适应能力极强的指挥家，对各种曲目都掌握自如”……
这样的评价扑面而来。面对这一切，李心草相当冷静，“我只是做着这辈子最喜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对话李心草
记者：6月3日至6日，您要担任《蝙蝠》的指挥。这几年，在歌剧领域中，您相继成功演出了《费加罗的婚礼》、《蝴蝶夫人》、《图兰朵》、《茶花女》等30余部经典歌剧。歌剧和中国观众究竟有多远?
李心草：中国人听京剧，每个人都听得懂词吗?你以为美国人听德语歌剧懂词?意大利歌剧，德国人也听不懂。再比如相声，很多人的相声你听一遍就够了，可为什么像马三立、马季这些前辈的作品，观众都倒背如流了，还是一遍一遍在听?语言是有韵味和韵律的。听歌剧，就是听语言和音乐的结合。普及时，我会让演唱者把咏叹调先用中文唱一遍，再用原文唱一遍，让观众自己体会哪一次更好。我坚信观众不会变少。古典音乐是塔尖，最底层的人不上去，但依旧会仰望，让完美存在。你觉得观众在变，但古典音乐也在变。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金钱支撑的家庭，孩子最好不要碰音乐，因为学起来真的很贵，您怎么看?
李心草：我认为首先要客观地看这个孩子是否有天赋，如果没有天赋，你可以当成兴趣来培养，没有必要作为专业去发展。但是，倘若孩子有天赋，而且还是极高的天赋，再穷你也要学。我相信这种孩子一定能碰上许多能帮助他的老师。至少我碰到了这样的孩子，非但一分钱不收，甚至我会在经济上给他帮助，支持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记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心草：中央音乐学院教会了我成长，里面有很多好老师，不管是专业上，还是做人上。我要强调一点，指挥跟其他专业完全不一样。小提琴、钢琴这些专业，在大学中就是最好的学习，你可以读研究生，毕业了就能直接工作，然后在工作当中不停地学习进步。但是指挥不一样，大学不管学多久，只是打基础，没有实践。真正步入学堂的时候是在你大学毕业了之后。
记者：1996年，您抛弃了国内的一切，去奥地利学习，奥地利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李心草：完全不一样。在那三年里，我更亲密地接触到了西方音乐。在那片土壤里，在那样的氛围中，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的表情，注视那片风景，都能体会到很深的音乐道理。
记者：大家都说您是“魔法师”，您怎么看待那根“魔法棒”?
李心草：所有的一切都在心里，指挥棒只是个道具，有没有无所谓。
记者：您最有魅力的时候是站在指挥台上吗?
李心草：我想不完全是。更有魅力的时候是在家里，我妻子要陪着我一辈子，所以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在她面前。
记者：指挥、父亲、丈夫，您认为自己哪个“角色”做得更好?
李心草：在家里做得更好。我也希望在家里做得更好。我现在一个月30天，只有一个星期是在家里的，别的时间都在排练、演出。结婚后，我没有做过家务，也只做过一顿饭，我的太太挺辛苦的，我很享受在家的每一分钟。
记者：您的孩子是不是也很有音乐天赋?
李心草：是的，我女儿今年10岁，在学习长笛，这是她喜欢的。对于她的音乐教育，我也挺苛刻的，既然学了，就一定要学好，所以我常常陪她一起练习。
记者：先前有报道说您20岁时想当卡拉扬，30岁时想当阿巴多，40岁时想做西蒙拉特，那么您现在最想做什么?
李心草：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现在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特别幸福。现在的状态和我20年前想的差距很大(笑)，那个时候是小孩，毫无理智的理想、幻想。可能人越长大越现实吧。虽然20年前的目标可能这辈子都达不到，可是我一点也不遗憾，因为我努力了，并且有回报。
记者：在音乐会上，面对带着爆米花、可乐进场的观众，您会不高兴吗?
李心草：曾经苛求过。观众曾经拿照相机照了一下，我就用很鄙视的眼光看他，或者很不客气地训斥他们。现在不会了，我认为这个音乐厅大家都有权利进来，观众能进来就是尊重你。让他们懂音乐，欣赏音乐，这正是音乐家应该做的事儿。中国本来就不是西方古典音乐盛行的地方。改革开放也就30年，你如果苛求中国人跟国外的观众一样，有些勉强。所以当他走进音乐厅，不管他是拿着爆米花或者喝醉，都已经是对你的尊重了，剩下的是你怎么去教会他们听音乐，而且让他们下次还愿意来。
记者：接下来的日子，您在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期待?
李心草：就是健康，只有身体健康，你才有精力做更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