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 2012年第3期
1９４２年３月５日，肖斯塔科维奇的《Ｃ大调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以下简称“肖七”），由萨莫苏德指挥莫斯科大剧院交响乐团在古比)夫首]。今年是“肖七”首]７０周年纪念。
“肖七”——这一部“向伟大的人民为争取生存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致敬的颂歌”，曾经把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当年艰苦卓绝的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事业以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联系在一起。
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３日，中华交响乐团致苏联音乐界书①呼吁苏联音乐界“予以友情的援助——音乐书报杂志、必需器材的供给，我们深信你们，一定不会拒绝的。” 其后，中华交响乐团收到了苏联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作曲家格里埃尔签署的回信和肖斯塔科维奇致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林声翕的信函，在肖氏的署名之下，另有一行附言：“附上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总谱两册。”②林声翕“收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总谱时，知道无论在乐曲的结构上、乐器的组合上、配器的效果上、和声与对位的织体上，中华交响乐团都难以胜任。”③而此曲当年是否曾由中华交响乐团公]，在刘靖之的专著《林声翕传》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恰恰是一个历史的谜团。至今仍然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笔者在编撰《２０１０中国西部交响乐团回眸》一书过程中，接触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对此事件有几则如下的叙述：
１．《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唐宗荣、杨定抒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版）。本书在介绍“中华交响乐团”一节中写道：“曾]奏苏联赠送的肖斯塔科维奇１９４１年创作的《抗战交响曲》（即《第七交响曲》）。]出后，赴成都各地举行公]。”（见该书第１９７页）
２．１９９７年第６期《档案与史学》刊载唐润明《抗战烽火中的中华交响乐团》一文：“在远东，战斗中的中国则是第一个]奏该曲目的国家；而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听众，则近水楼台先得月，于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４日（即联合国日）最早聆听了这一史诗般的、激动人心的伟大乐曲。”“嗣后，中华交响乐团又携带该曲，赴成都等地作旅行]出，以苏联人民抗击德军的伟大精神，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并发挥音乐在支援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３．２００２年１月号《人民音乐》发表李凌《乐坛杂记——解放前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史话》一文，其中提到：“１９４３年，苏联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交响曲《列宁格勒保卫战》总谱介绍到中国，林声翕就很快进行排练公]，这对当时反法西斯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４．《中国音乐学》（季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刊载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孙伟教授《陪都“中华交响乐团”之始末考评》一文提到乐团]奏过的曲目中包括“肖斯达科维奇的第七（列宁城）交响乐”。此文与上文都提及著名记者徐迟，于当年６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５．由梁茂春执行主编的《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一书，于２０１０年５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在“中华交响乐团”的条目中写道：“１９４３年１月，林声翕正式出任指挥兼]奏部主任。同年初，苏联向中华交响乐团赠送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总谱，此曲曾在欧、美、非各大洲的主要国家]出，但在远东，中国则是第一个]奏该曲的国家，随后，乐团曾携带此曲赴成都]出。”
６．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音乐导报》（由中华交响乐团音乐导报社编）刊载《中国]奏界（节译自美国驻华使馆主编之“战时中国 艺术的中国抗战音乐活动”）》一文，作者Ｅ·Ｋ·Ｒｅｋｅｔ，著模译。文中写道：“五月间，中华交响乐团接到苏联作曲家协会赠送他们一个萧斯塔可维契的第七交响曲，便打算 在六月底]出。每个]奏者喜跃地迎接这个新 工作，互相传看，研究，练习，但是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件无比的严肃的，艰巨的尝试，指挥者再三表示，认为这个尝试不敢轻易，恐怕]得不好，对不住作者。他们担心的不全是技术问题，而是乐队人员不够，其中有一部分乐器如Ｈａｒｐ（竖琴）等根本就没有。然而他们依然进行练习，并向外聘请了几个人参加，一直练习了一个多星期，虽然没有实现]出，但我们可以于这里了解到中国]奏界是如何地追求着新的 发展。”
在上述最后这一段文字中，“没有实现]出”的记载，把此前的五则关于“肖七”当年曾在重庆公]的结论完全推翻了。毋庸置疑，如果此前“肖七”确实曾在重庆得以公]的话，而中华交响乐团音乐导报社主编出版的《音乐导报》又岂能刊出自我否定的文章呢？如果“肖七”未在重庆公]，那么“携带该曲赴成都等地作旅行]出”也就成子虚乌有了。
值得注意的是，徐迟在《新华日报》 发表文章（《请静听 一个反法西斯的热情的乐曲——为中华交响乐团在他的三周年纪念时]奏萧斯达科维奇的第七〈列宁城〉交响乐而作》）的日子是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４日，正是“在]出的当天”，徐迟在文章中写道：“今天重庆城里响起了列宁城的歌声，这是需要一个反法西斯的勇士的性格，来歌唱反法西斯的勇士之歌的。”文章还称“肖七”“是一首抗战的交响乐，它是我们所饥求的题材”。并且还坦言道：“我不敢想象肖斯达科维奇的第七（列宁城）交响乐，这热情的作品底这次]奏的效果。”可见此文属于为“肖七”公]撰写的推介和导赏文字，而并不是一篇听后感。无独有偶，在俄罗斯音乐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１９１６年１２月，原定普罗科菲耶夫《塞西亚组曲》的莫斯科首]临时取消。而乐评家萨巴涅耶夫仍将其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在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④如果后人仅凭此稿发表的日子来作为断定该曲首]的历史记录，岂不荒谬？
笔者对刘靖之所著的《林声翕传》“附林声翕特藏（由林夫人及女儿捐赠给香港大学图书馆）”格外地重视。经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刘靖之教授为笔者 联系后，２０１０年８月２日，本人在深圳中学屈曦老师的陪同下，前往香港大学图书馆会见刘靖之先生，并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林声翕在陪都时期的“特藏”资料，包括“音乐会场刊”（节目单）８７份，]出海报１１张，剪报８５则及 专题剪集（其中编号１．６．２为１９４４年１月“成都旅行]奏”共９９则）。经查阅，在上述场刊、海报、剪报及专题剪集中均未发现有关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和成都公]“肖七”的资料；而关于中华交响乐团在成都的]出，当地报纸刊登的曲目包括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和《田园》交响曲，莫扎特的《周彼得交响曲》，海顿的《大军交响曲》（《军队交响曲》）以及门德尔松的《芬格尔的岩(序曲》，并无“肖七”在成都公]的任何记录。
惜哉！１９４３年中华交响乐团与“肖七”擦肩而过！
①《中苏 文化》１９４１年８卷５期。
②刘靖之《林声翕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图书馆出版，２０００年版，第９页。
③同②，第１６页。
④大卫·古特曼《普罗科菲耶夫》，白裕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