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沈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向我们要去了第一次的采访整理稿，然后诚恳而执著地请求，把稿子一开始所有关于他的身份、经历和获奖的介绍删了个干净。把对他外表和气质的描写也同样删得彻彻底底。我们觉得还不太能把握住这个采访对象的所想，于是又约了第二次对话。对话之中感受到沈叶丰富的内心世界，于是我们试着用直白的问答方式，带您走近和理解这位年轻的作曲家与他的作品。
Breitkopf & Härtel最新《up-to-date》杂志封面
我已经不再年轻
Q：为什么您不肯以常规所见的方式介绍您呢？像“活跃于当今国际音乐舞台的音乐创作者，”……等等。这些也出自音乐会节目单上您自己的简历啊？
A：再次向您道歉！这都因为我的矫情。我总觉得音乐会时，光辉曼妙的台上世界是绝对主角；节目单这个黑地里的龙套有些千年不变的格式，人人爱看不看，我从众也不打紧。但您这地儿，是我们聊给大家看，看聊些什么内容。一扯横幅我就不自在，舌头打结。我那点经历大家都知道。
Q：您也不希望放个人照片。还有，对艺术家形象的文字描述，其实这可以让读者有亲近感。
A：是哦，与表演者不同，创作者的个人外在形象不必展现。我们吃蛋羹觉得可口，若还能见到主厨更觉得是种荣幸，但从不需要看下蛋母鸡长啥样。假如觉得“厨师”和“下蛋的鸡”在一起的场景有趣，我倒可以找一张给您，是演奏家和我去年在东京录音时的照片。
谢谢你们对我外在形象的描述，我只是觉得，创作者的样貌与他的作品没啥关联。举个例子，自打有人透露纸刻画家冷冰川是个魁伟的大汉，坊间一旦有介绍他哀感顽艳的作品，总要“点醒”读者，画家很魁梧。我本来沉醉于看他极尽精美的画作，这下好！老有一大团肌肉横亘脑海中，烦不胜烦。我们人啊，总想证明这团肉是那个意识的原因。不幸，至今也没戏。
Q：我注意到您喜欢自称“音乐创作者”，而不是“青年作曲家”。
A：嗯，如果完整地写“中年音乐创作者”，那我就十足地拾了钟阿城的牙慧。有时候被称为“作曲家”我也能将就，因为对应的都是composer，很普通的职业身份。
“青年”二字加诸于我，我不认同。如果说的是一个期许和美好的愿望，像：生命之树常青！我不反对。但是不机巧地说，42岁，我已经不再年轻。没到这个年纪舒伯特、门德尔松都死了。另外，我自己的音乐早几年就过了“望尽天涯路”的时候。现在最有紧迫感的是年岁渐长，但还有那么多想写的没来得及写啊！史铁生说，牵牛花开，就是吹响葬礼的号角。这比喻确切到痛。
Q：时间过得飞快，不过您也年华正好。我看到Breitkopf & Härtel出版社列了您的作品目录，不少。噢，要祝贺您成为签约作曲家！我读到新一期up-to-date杂志对您的专访。
A：谢谢。但也不多。谁也无法预料，命运何时给你一吻。
前不久我见到刚刚首演第十交的王西麟老先生，劲头十足嚷嚷他正在写的新歌剧。八十三了啊！我很羡慕。我不敢希求老天给我这样的福气，从这会儿往后的十年，最多也就十五年，也许就是我写曲子的黄金时间。
全球最古老的音乐出版社布莱特克普夫与黑特尔（Breitkopf & Härtel，被昵称为“大熊”）出版社成立于1719年。在B&H出版社庆祝300周年之际，该社签约第一位中国作曲家沈叶。B&H出版社每年三期的《up-to-date》杂志面向全球各个古典音乐机构和团体，有广泛的影响。2019年5月的《up-to-date》杂志以封面人物专访的形式官方宣告了此次签约并介绍沈叶和他的音乐。
思考：技术是用来干什么的？
Q：您的求学经历比较特别，作曲跟钢琴双专业，是机缘还是包含着某种思考？
A：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上音这样的情况不多，但也没啥特别。何况我也没成钢琴家。有一段时间我对作曲和钢琴都取舍不下，当时曾妄想能两方面都搞职业。如今我琴艺已荒废，留给我有莫大好处的是懂得演奏家的职业状态。创作中，我绝不会让演奏家蒙上眼向前冲的。
Q：您最后还是选择了作曲。
A：是，两个烂苹果，吃一个管饱，就挑了烂得不厉害的那个啃。或许我作曲上的愿望更多一点吧。演奏上面，可惜了我的好机缘：王建中先生的爱人杨晏如先生是我的钢琴老师；后来我又跟叶惠芳先生学；到了大学之后，周士瑜先生教我。这些老师给我很多东西。有些很高级的想象，比如更延伸的指触，周先生要我想象指尖能直接感触琴弦的不同状态；比如音色，叶先生要我想象钢琴上源自竹笛的曲调，不仅仅是竹笛的奏法韵味，而且要想是一个怎样的空间中的笛声？是山谷，林边还是山巅？
Q：那您的作曲老师呢，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A：我的第一个作曲老师是邓尔博，然后是王建中，再后来是杨立青。我对这三位先生的回忆有非常多的细节，一时间倒不知道先提哪些……
小时候学作曲，我记得邓老师常在琴上用即兴演奏示范，有时候是一个动机或乐句的变形，有时候是一个极富有色彩的和声，我就像看变魔术的小孩一样，也期待自己能成为魔术师。
然后转到王老师那边去学，我写了个变奏曲，每一小节都转一个调，很得意，我弹给他听。王先生坐沙发里，听完了以后他悠悠地问一句，“侬做啥要格能转？…”我学不来他的昆山音上海话。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转调？然后我的意思是：转调多，不就显得我技术很厉害嘛。“噢，那你一小节能转两个调的话，那就更厉害一些，是不是？”王老师他不说“你这个地方不对”，他启发我自己去思考：技术是用来干什么的？
杨老师看我的曲子。他会详详细细琢磨我的意图，然后再开口，“嗯，如果换了是我，这个地方我会把中提琴的线条再……一点儿，因为……”除了他艺术判断之锐利，一开始我还惊讶于他的婉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杨老师对待任何人，态度都是一致的。放松、亲切、坦诚且和蔼。还有，杨老师他从不说：沈叶你来听听，这是某个流派的最经典的作品，是怎么怎么样了不起的、在世界上多么畅销的作品。他只是说，“嘿你来听听这个，很好玩。你听它这里这样弄，和谁谁的搞法有不同，和谁谁类似但也不一样，很特别。”
说起老师，我可以说个没完。回忆这些细节，我愉快的同时难免也会有点伤心，杨老师和王老师已经过辈了。他们是不同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些相同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并不单单是他们独有的，你也可以在他们的老师身上看到。我自己对这些的理解是：自由而飞扬的音乐精神，是要靠代代音乐家用自己的实践来捍卫和传承的。
从未曾存在过的音响中寻找战胜时间的方案
Q：谈到您的创作，您在创作前做哪些准备呢？
A：不一定。一团雾气怎么样一点点凝成形，我有试过各种方法。对我自己来说，还是小纸条、录音笔、瞎哼唧和拨弄乐器综合起来有效。也会有需要我去作个图，设定一个心里的估量，然后推演计算一下作为辅助。
但所有准备中最重要的，是一股子热望。直觉有一种无可名状的音乐感知、不为人知的听觉体验藏在那团雾气中，我要把它分享给别人！我想，作曲家的天性就是创造无与伦比的音乐构建吧。
Q：这股表达的愿望从哪里来？
A：我不知道，作为生物意义上的“我”会传达各种感知给作为音乐创作者的“我”。人今天的文明水平，不管是哲学，还是意识科学层面都无法说清楚，这种传达究竟是如何转化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音乐创作者所用的语言、思想和工作完全基于音响的自我规律本身。
Q：基于音乐自身的规律。嗯，我看到上个月Accentus Music出的唱片里，马丁•霍夫迈斯特专访王之炅老师，问到您的小提琴协奏曲创作时她和您如何交流？王老师回答，从一开始工作，就直接用音乐本身交流。您从没开口说要她用哪种特定的演奏方式。
A：不需要，语言都在谱子上；分寸都在音响关系中。另外，前面说起创作前表达的热望，我发现与杰出演奏家从创作一开始就一起探讨，这对于准确把握无法言传的音乐感知很重要。
我一直记得十年前在博登湖边一个教堂里，冷不丁地歌唱家龚丽妮唱起《夜后的咏叹》。那声音，天哪！声音本身的体验无法传述，我只能说声音到我头颅里之后，我的头顶仿佛痒痒的有花要长出来。
我记得一次，笙演奏家吴巍专为我吹奏。明明他人在我面前两丈远，但那群一起发出的声音，其中有些像直接就在我耳朵里边生出来的，互相一撞，又撞出一堆新的声音；另有些声音打着旋儿透出屋顶无穷尽地升上去。这些肯定和听觉的非线性有关，但目前的科学只能解释它存在，不能解释它如何存在如何变化。
我还记得约莫九年前，我听王之炅的勃拉姆斯，还有康戈德协奏曲。居然有这样真挚的热忱！好像每一口呼吸都是珍贵的那种生命的热忱。
打住，我觉得我又说多了，上面那些可以用语言文字形容的，都是音乐感知之后人的状态，并不是感知体验本身。常常路标被当作了终点。
Q：可不可以说，未曾有的音乐体验，是您作为作曲家的追求？
A：没错。我给您的那张照片，就在我最幸福的瞬间，每当首演彩排的时候。若是顺利，脑中所有妙曼的音乐都成真了，我品尝到新鲜的第一口，开心至极。真就是那句：“停在这一刻吧，你真美！”
以心醉神迷的音乐来暂时地战胜时间的无聊性。乐而不知时也，乐而忘返。
音乐并非时间的艺术。您没发现吗？当音乐的流变足够吸引人沉醉其中时，我们不能估量真实时间的流逝。
音乐的所有目的，最终都指向人，指向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身。在让人体验时间之外的存在这方面，音乐比其他艺术形式更直达意识。
由此，我认为，音乐的胜利在于用音响的流变取代感知上时间的流逝。我与演奏家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作为作曲家，要从那些未曾存在过的音响可能中去寻找战胜时间的方案。
Q：我注意到，4月末Pizzicato杂志给王之炅老师新录的两首中国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满分5星的推荐，也就是您新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何占豪陈钢老师经典的《梁祝》这张。ICMA国际古典音乐奖的主席雷米•弗兰克也用了和您刚才类似的形容词——“沉醉入迷”（fascinating concerto）评价您的协奏曲《缄默诗篇》。他说您是“用非常个人化的音乐语言，创作世界性的、这个时代的音乐。《缄默诗篇》极富于对比，创造出脆弱、迷人美丽的微小结构却又用强烈的爆发将它们碾碎……独奏家王之炅，和杨洋指挥下的东京爱乐呈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极有说服力的诠释。”
A：谢谢他。托王之炅、杨洋和东京爱乐的福，音乐被从不认识的人共鸣。如果作曲家对于音乐作品的感知多重性事先做好了准备，那么，搬弄我喜欢的艾柯的话，“从本质上说，一种形式可以按照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时，它在美学上才是有价值的”。
2019年4月德国Accentus Music唱片公司发行一张新的SACD：两首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沈叶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缄默诗篇》；何占豪／陈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该唱片由王之炅独奏，杨洋指挥东京爱乐乐团录制。
Q：您谈到“用音乐战胜时间”，能不能理解成您的作品，或者说您的风格是希望它不会被时代所磨灭？
A：并不是这个意思。音乐帮我们暂时地消解时间。生命是有限、丰富、渺小而活跃的，而亘古的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也是无聊的。音乐站在生命这边。我记得布罗茨基讲过类似的话。
Q：但好的音乐是流芳百世的呀，这超越个体的生命……
A：对比百多亿年并几乎无限延续下去的时间，百世？可能还不到一瞬间。音乐是给活着的人的生命以慰藉的。
文化之别与文化之通
Q：您曾赴汉堡音乐戏剧大学留学，您觉得在那段时间收获了什么？
A：友善。
许许多多音乐家和各行业的朋友给我提供了帮助。那是我海外生活的第一站，一个至今我觉得像“家”一样的地方。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我作为客座讲师辅助一门课，有收入和吃住，得到委约、各种作品演出的机会。还有，汉莎州议会给我一个挺大的奖，他们这个鲁莽之举给我带来更多的机会。记忆比较深的情景有：艾玛•兰普森院长开他太太那辆小破大众车自己来火车站接我。行驶在黑森林边的田野间，他跟我说：慢慢来，但不要停。
Q：相较欧洲，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土壤在哪？
A：音乐的土壤是鲜活的人文和创造性的思考。从这个必备条件来看，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无有不同。
Q：您觉得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交点在哪？
A：关于“交流”，我无法比周文中先生讲得更好。他在文章《美中艺术交流：一种哲学探寻的实践》中写道：文化的交流随时随地都在通过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无论是沿着丝绸之路还是在香料贸易之中。个人的努力能够对主流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想，东与西，这一对方位词里面隐藏着一种思维的套话。我们如能不用这组词，或许会更容易回到文化多向流动的交点——人与人的交流中。
Q：我们说文化“走出去”，您认为中国当代音乐应该向国际传播什么样的声音？
A：如果说到传播怎样的声音......
我觉得一方面是：中国当代音乐也好，韩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当代音乐也罢，音乐最主要只是音乐。就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在不同的起起伏伏的各个人类时代，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人有时候容易忘记这一点。以上我原样套用钱钟书《谈中国诗》里面的话，也是想表达：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是过于强调了差别，加深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
第二方面是：不同的心灵碰到不同的风土，催生不同的音乐感受。当我们体验不同的音乐时，我们也是在体味不同的人生。“文化之别”的上一层，应该是“文化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