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1950年生。音乐家、文化评论人。自2000年起担任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音乐中的斯土斯民——中国音乐导聆》，《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后者作为其代表作，彰显“道艺一体”的生命观，引起台湾文化界各方面关注的同时，于1998年被大陆昆仑出版社引进，得到广泛好评。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受限于西方的结构体系时，我们是不是也能像西方现代音乐家一样，看到我们音乐的特质。或者是重新发觉，其实我们的传统原本就有一个丰富的系统在那里。而不是在每一次“以西非中”的时候，一直认为我们不如西方。当然这种说法不代表我们要固步自封，而是在谈发展之前，我们有没有停下脚步，看看自己有多少东西。免得在发展时，不仅没把自己的东西好好整理，甚至把自己的东西丢弃。 ——林谷芳
在台湾有一个过世的知名声乐家。他有一天跟我说，林教授，能不能帮我们歌剧工作坊谈点东西。我先是推辞，不是因为谦辞，因为歌剧我是外行，不可能给他有多少帮助。他很客气地说，也许你能丢一些问题，刺激大家思考。后来我去了，面对台湾顶尖的十几个音乐家，我丢了两个问题给他们。其中之一是我提醒他们：一种唱法，也就是西洋美声唱法，占据了主流教育系统100年，这个社会还不照你的方式唱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是你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们常常容易得出一个轻率的结论，以为不这样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水平很低，整个音乐教育还不够扎实，这可能都是事实，但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唱法，对西方人是如此嘛，在我们文化体里搞了一百年，最后大多数人不会看五线谱，声乐之外的人都不会照那样唱歌，到底谁出了问题？显然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还好，那些音乐家还有反省力，最后他们说：可能是我们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他们问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我给了两个不同答案，也许也是问题吧。
关于音乐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牵涉到中国人的音色观问题。首先我提醒他们，我们看戏，生旦净末丑，他的发音部位不同，出来的音色也不同。这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听戏”，因为每一个音色出来，我们就能确定她是旦角，是武旦、花旦、彩旦，但我们今天去听西洋歌剧，男声部分就只能是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之别，用音乐的讲法讲，它只有音区的差别，没有音色的差别。而你若要让中国人的戏曲，生旦净末丑同样一个发声，中国人戏会看不下去。所以要认识到音色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发挥的角色。
第二个我提到音乐表现的问题。西方的音乐表现，是“理性”的表现。一个透过现象、穿越现象找到所谓的原则、本质的表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走向惟一的完美。你看歌剧《茶花女》，茶花女临将过世时，还是中气十足。而中国人在此就不然，听戏曲到这里，只有四个字：气若游丝。这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我只想强调，如果你无法说服中国人、或打破中国人在音乐上坚持的特质，否则就不要怪中国人不接受你的东西。许多音乐家说这么好的歌剧为什么大家不接受是因为唱洋文嘛！那好，我们就做一出中文歌剧。于是有一次，一些音乐家做了一出中文歌剧《万里长城》。我们台北师范大学音乐学生去听了，回来后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唱什么，不是不知唱什么内容，而是他唱的是意大利文还是中文我们都不晓得。问题在这里，中国人谈歌乐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字正腔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觉得所有的歌乐都必须两个东西同时具显：一个是声情，声音的情感；一个是词情，文学的、歌词的世界。许多时候甚至必须是词情先于声情，才能真正动人。你违背了这个原则，中国人就会没感觉。这说明什么？就是有很多现象的存在，在解答音乐、文化的问题时，我们常在表面上看待一个现象的发生，而没有根底的思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也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唱法教了这么久，我们还不会这么唱歌。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会不会在整个中国艺术、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我们很少从根底上问它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在浮面的嫁接、表现比较上说，到底是中国高还是西洋高。当然，在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中，作为一个弱势的中国文化，其实我们已在无谓的比较中直接贬抑了自己传统的价值。而就音乐来说，这种隐匿与贬抑，很重要的一个是音色问题。
音色是什么
为什么要从音色说起？首先是因为中国音乐在这方面有其特质的表现。我想从音乐的表现基础说起。一般音乐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简单地讲，我们可以把它分做：一个是音的本质，一个是音的流动及音的结合。而音的本质是什么？作为音的存在，它被认知的条件是什么。一般认为音被认知，是因为音高，尤其学西方音乐的朋友容易如此，视唱练耳在他那个系统变得非常精准而重要。美术界人一般在看画展时，不会说这是明度彩度几度，但在音乐界就要问你今天是调几度音，是440还是442，音高对音乐人的确很重要。至于音的流动主要是指旋律曲调的叙述。音的结合主要是指和声、对位等。在这三个区块里面，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的音乐系统，会发觉大家对这三个区块的琢磨各有轻重不同。
就像你在中国水墨画里面要谈到一种丰富外相的色彩，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般色彩的组合并不是它表现的重点。同样的，在西方古典绘画里面，看到线条的流动也不太可能，因为它是面与面结构的呈现。有些民族的音乐，会侧重音的流动。中国人就很在乎这种流动。跟我们在绘画里看到中国人表现的是一种线性艺术一样，中国人对旋律开展很敏锐。我举《梁祝》做例，《梁祝》如果从做曲法来看，手法都很简单，但它为什么能留下来，怎么一个主题一分多钟的东西它在做了二十几分钟的发展之后，每一寸都还那么美。你今天要让一个西方作曲家来做，他都觉得很难。他可以配器，比如《黄河》钢琴协奏曲《保卫黄河》那样，反复十次，旋律都没变。它在哪里变？在和声、配器上变。西方人重结合，而中国人不是，几乎是单向的旋律叙述，但你还觉得层层进展，缠绵悱测呢！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音乐系统会在这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多数时候，我们谈到的都是后面两个区块，但是第一个区块大家都没有重视。其实，对音乐有了解的人都晓得，世界上其实不止有一个音阶系统。
音色是什么？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调查犯罪所用的那种声纹对比。这是认知一个音的最基础标准。比如我今天在这儿讲话，各位都不会注意到我的音高，因为我的音高不在“DOREMI”这些固定的音高里面，但你们一定会晓得我的音色。明天我谈不同的主题，你也一样会想到这就是林某人的声音。
这样一个基准，也就是我们在认知乐器上面为什么把这个叫小提琴、那个叫大提琴，这叫琵琶那叫二胡的原因。大提琴那么大，小提琴那么小，我们为什么叫它提琴，因为音色是相同的，音色为什么相同，是因为用共同的材质构成的，于是它们产生同质性的音色。如果我们认知一个音的基准是音色的话，那么任何音乐系统都应该追求它认为美的音色。一把小提琴为什么会贵到一、两百万美金，而一把烂的只有几十块，最大的差异是音色。所以在音乐的流动与结合中，要求一个美好的音色是所有音乐都追求的。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什么样的音色才是美好的音色？
举例讲，我在大陆买过非常好的CD，后来发现知名录音师录民族音乐时，大多数都录错了，他用听西方音乐的耳朵来录民族音乐时，民族乐器该有的自然、温润的音色就不见了，反而带有一种金属、亮丽的声音。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音色？而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则是，到底有多少“好的音色”？会不会日本人要的音色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要的音色跟西方人不一样？这一点可能才是很多音乐之所以风格不一样、不同音乐系统在具现它内在生命情怀不同的一个最重要依据。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有多少音乐系统，也就有多少不同的音色呈现。这样的思索，在我做中国音乐研究中间，发觉答案是明显的。以这样一个切入点，可以透过音乐，解读更深厚的中国文化！
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
我认为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不仅是富于特质的，而且是丰富的。中国音乐里的音色多元，我常用一句话说明它：无声不可入乐。比如说戏曲。宋元以来的戏曲是一门重要的表演艺术，在戏曲角色里你会发现，我们和西方有明显不同。生旦净末丑，发声部位不一样，出来的音色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没听他演些什么，那种形象的感觉就已出来了。一切那么直接，老生要苍朴，小生要手无缚鸡之力或半阴不阳。在中国戏曲，演老人就是老人的音色，小生就是小生的音色。再加上净角就更有趣了。千生万旦，一净难求，要声如洪钟，才会显出英雄或是大奸大恶的气概。中国人为什么能听戏，就是这样，我们即使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角色。一个丫鬟的音色和公主的音色会不一样。而你看《茶花女》，一个小姐和一个丫鬟没什么不同。这和好坏无关，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我们甚至形成一个认知：一个角色不够分明的戏，就不是一个成型的大戏。
“无声不可入乐”在哪里能体现呢？就在中国打击音乐的丰富性上。打击乐在西方一直是边陲，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大，两三样稀稀松松的打击乐器，一直到近三十年，才渐渐把打击乐当成一个独立形态。在中国音乐里若去掉了打击乐，不晓得它要干嘛？从传统的钟磬一直到民间的锣鼓，没有这个东西就缺了一大块。中国的打击乐形式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我问过一位打击乐专家，中国的打击乐到底有多少？他说，宽松一点说是六百种，细分大概一千种。而打击乐最重要也可能最根底的表现就是音色。今天一个旦角出现时，一定要配小锣，很柔性，她唱：“奴家今年一十六”，柳枝轻摇，莲步细舞地走来，配上小“台”正合适，如果大锣“哐”一声，什么美感都没了。而中国的打击乐借用西方术语来说的话，它还有进行式和中止式！因此，梅兰芳都不敢得罪打鼓的，他不给你定最后一下亮相的“哐”，一迳地直打“台”（进行式），你脚都没法落，没法完成最后的亮相。中国的打击乐太精彩，精彩到早在汉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音乐形态。如《鸭子拌嘴》，全部是打击乐，你很容易想象是一群鸭子在吵架，非常形象对不对？像这样的音乐是唱不来的，因为它主要是音色的组合，而那个音色就是打击乐本身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