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李纯一先生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李先生的这部著作，对我们了解、研究先秦音乐史，提供了极大方便。《综论》的资料丰富、全面、详实，充分体现了这部著作所特有的史料性；有史料、有说明、有分析，从而使该著作具有丰富的知识性；说明和分析浅显易懂，注解详尽，更使这部著作具备了很强的可读性。李纯一先生这部著作的这些优点，该是有目共睹的。李先生的著作既然是《综论》，当然就不能仅是资料的罗列，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就成了该书的任务。然而《综论》的分析恐怕亦有欠当之处。本文提出的异议，若有不当，敬请李纯一及各位方家先生赐教。
笔者与李先生分歧最多的乃是管乐器中以边棱音为激振源的一章。对考古发掘出的笛类乐器和律器的分析，笔者确实有不少看法是与专家们的意见相左的。笔者自少年时起就热衷于笛律，从学习演奏开始，接着是学习箫笛的制作，对箫笛制作与演奏中的音律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笔者对专家们于笛律问题研究所得结论多有怀疑，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本文并不只是同李纯一先生讨论。
李纯一先生在《综论》中，每当对一些专家的意见有异议时，就对该问题提出讨论。这种讨论对提倡学术争鸣，对音乐考古研究的深入，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综论》于“管乐器”一章，却未见李先生作只字的讨论；而涉及管乐器音乐声学（当然包括其中笛律这一重要分支）的问题似乎也正多。因此本人认为更有把问题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管乐器中首先介绍的是“哨”。李先生将这些“哨”分成“无孔管”、“有孔管”、“活塞孔管”三种类型。首先这些管究竟是否为先民所发明的乐器，笔者就颇多疑问；而那第三种“活塞孔管”，把他看作乐器，笔者以为这一判断就更多地具有猜测成分--因为它与该种“乐器”（实则是玩具）的发声原理是相悖的。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管状骨质器，专家们曾给它取名为“骨哨”、“骨笛”。其理由是因为这些骨质管类似今日的哨、笛之类的乐器；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尚能当笛、哨演奏的缘故。
关于这些管状的骨质器，在《中国乐器图志》（以下简称《图志》）中早已作了说明。专家们因为它们能“吹出简单的音调，与鸟鸣声相似”，而断定它们“可能（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是先民们利用骨哨发出的鸟鸣声诱捕各种飞禽的”？。我们也不难从这简单的说明中发现其中存在的疑点。
《综论》和《图志》都收拍了七支河姆渡“骨哨”图片。在这两组“骨哨”图片中，相同的只有两支，即《综论》中的第一和第五支。无论是《综论》还是《图志》，所选“骨哨”都考虑了典型性。正因为典型，我们才能知道这些“骨哨”所有的开孔样式。这些“骨哨”都是两端通洞的管，不仅可以当开管吹奏（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当开管吹奏很难），也可以当闭管吹奏，同时还可以分别从两端吹奏。但是从整体的样式来看，它确实更像今日俞逊发同志所搞的“口笛”。而我们若把它当作远古的“口笛”来演奏，其中确实有一些能奏出类似鸟鸣的声响。但是我们能否就此认定这些“骨哨”就是远古先民诱捕鸟儿的狩猎工具呢？这一推断貌似有理，其实不然。以下笔者打算谈谈对此问题的疑惑。
首先从这些禽骨管上所开的“音孔”来看，多数是中间孔大，两旁的孔小，确实颇似今日之口笛吹口居中的样式。今日所用的口笛虽短，可它的声学性质却相当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口笛吹低音时属于闭管乐器，吹高音时它又属于开管乐器，而在吹奏部分中间音时，它究竟该属于闭管音、还是开管音，笔者至今也悟不出这其中的道道来。更有甚者，口笛这一管乐器的声波图式，恐怕也是无法用现代物理学上的声波图式表示的？。撇开口笛上的这些音乐声学问题不论，再来看看这些所谓的“骨哨”同现代的口笛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从《综论》所列的七支“骨哨”来看，除第5支的音孔与吹口成90度角而外，其余的第2至第7支，吹孔与音孔全在同一平面上。“骨哨”这般开挖音孔，明显地是不利于演奏的。先民为何把“骨哨”音孔都开挖在不利于演奏的部位，这是先民故作疑团，还是这些“骨哨”原先就不是乐器？再看《综论》图223中的第2和第7两支“骨哨”，音孔极近两端，这不仅不利于吹出较多的音，而第7支两端的音孔通洞（同一端开挖两个对穿的音孔），更是造成了吹奏的困难。从这一角度来说，起码这支骨管绝对不象是乐器。
其次，若因为今人能用这些骨管吹奏出鸟鸣般的声响，而断定它们是先民用来诱捕飞禽的狩猎工具，似乎也有不近情理的地方。尽管这些骨管中有一些能吹出鸟鸣声，可吹出的声响都是鸣禽的叫声。我们都知道，鸣禽的身体都比较小，先民何以化这么大的气力，去诱捕不足以果腹的鸣禽？其目的又安在？
此外，再从乐器发展的历史来看，先民首先发明的应该是易于演奏的乐器，如打击乐器，而不应该是这些演奏比较困难的吹奏乐器。这些骨管假若真的是先民的吹奏乐器，别说七千年、八千年，其历史越悠久，越是增添历史的谜团。
再就《综论》所附的第一支管来说，李纯一先生把他称“活塞孔管”。笔者知道，这是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专家们认为，“腔内插着一根禽肢骨，可能是充当改变音高的活塞”用的。实际上只要细想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推断的猜测想象成分太多，切合实际的成分太少、太少。何也？以下略述一点根据。
今日所见这种样式的哨管，乃是由细竹管制成的直笛，在其下端加一活塞，吹奏时抽动活塞，就可以发出类似鸟鸣的声响。笔者儿时就爱玩此物，也常动手制作。实际上此物的制作也决不像《综论》所绘的那么简单。此物不仅吹奏端必须有一个塞子，塞子削去一部分，从而保证吹气能集中的喷射到发声孔的锐口边棱上而发声；活塞端也必须与管壁密合，否则吹不出鸟鸣声。从这一发声条件来看，《综论》图223-1绝对不具备这一发声条件。古人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乃此之谓也。
李纯一先生在《综论》中还列出了这几支“骨哨”的“约算音高”。何谓“约算音高”？原来这“约算音高”，就是根据管的频律公式计算出来的约略音高。这儿又有个问题李先生未曾交代：既然这几支管已请人吹奏成声，何以不用吹奏音测频，而要用计算的约略音高？根据李先生在该书第357页注释所作说明中引用的两个公式来看，这“约算音高”是不可靠的。这不仅是因为无论是开管还是闭管，李先生所引用的声波速度不可信，而且无论是开管还是闭管，其管口校正量也是绝对不合实际的。关于管乐器的管口校正量，笔者在《黄钟正律析-兼议律管频率公式的物理量》？一文已作了初步讨论，而在《谈谈开管律管与闭管律管频率计算公式》？一文中，更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更有一点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这些“骨哨”、“骨笛”在我国南北都有发现，说明这类器物在先民的生活中并不是罕见之物；既然它们是笛的远祖，那又为什么都未曾传承下来，以至于距后世的笛的出现间断了数千年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这些问题未曾作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之前，缓一步肯定它们是乐器为好，免得把后人的研究之路堵死。
以下打算对《综论》中所述律管问题谈一点看法。我国古代文献史籍，凡是涉及到音律的，都会述及律管，由此可见律管在古代音乐生活中的举足轻重之作用。因为它毕竟是确定黄钟及十二律音高的根据。但是古代律管的制作和使用情况，至今仍然是个难解的谜。在管乐器一节中，李纯一先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古代余存和考古发掘出的律管之情况，我们从中便可以了解到我国对于律管的发掘与研究之详情。但是，对这些律管的研究，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对于律管，笔者最有疑惑的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律管，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存的新莽无射律（残）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套竹制律管，计十二支。当年出土之后，经杨荫浏、李元庆、李纯一三位先生鉴定，认定这三支律管乃是明器。如今李纯一先生在《综论》中仍然坚持原先的观点，看来对这套律管并没有进行新的研究。从书中所列的数据来看，这些律管所发之音确实杂乱无章，断定其为明器似乎不该有什么疑义；但是细细揣想，又觉得其中尚有一些费解的地方，在此略述一二。
首先，古代律管原先就是用竹制作的，《吕氏春秋·古乐》就记载着伶伦削竹作律的事。既然古代的律管是用竹制作的，那又为什么用竹质律管明器为一号汉墓的墓主殉葬，而不选竹制作实用的律管殉葬呢？用竹制作竹质律管比用竹制作竹质律管明器究竟有多大难度？死者殉葬之物如此丰厚，难道就挑不出几支适合制作律管的竹管？不错，竽无簧，确实可以称作明器，那么我们能根据竽是明器而就此断定律管必是明器吗？
其次，从杨荫浏先生对我国音乐史的研究过程来看，杨先生起先是坚信我国是用律管定律的。由于律管研究长期未能获得突破，杨先生就对古代曾经使用过律管产生了怀疑。就在此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这套律管。这套律管的管长之间不符合三分损益关系，吹出的音高也不合三分损益关系，因此杨先生判断其为明器，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若再仔细思量，也必然会想到，管乐器（包括律管）都有管口校正，假若这些律管的长短都符合三分损益的关系，那么这套管径并无规律的律管必然不合律。如今这套律管的长短不合三分损益，而各管之间的音高同样也不符合三分损益律，看来断定它们是不合律的明器，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可是笔者利用了那不可信的律管频率公式，对那标出音高的十一支律管的频率一一进行了验算，发现有的计算出的频率同实测频率相同，有的比计算出的高，有的则比计算出的低。这是什么缘故呢？究其原因，只能证明这些律管的两端内径，并不像测试者所说的那样“两端内径几乎相等”？。原来闭管律管的两端内径只要不同，分别从两端吹出的音高必不相等：吹管径大的一端，音就高；吹管径小的一端，音就低。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这些律管的两端内径是不完全相等的。假若将这些律管的两端分别吹奏测频，然后再进行梳理，也许会有新的发现。1988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赴长沙出差，笔者曾经请马馆长了解这套律管的保存情况，获知这套律管已不能吹奏。为今之计，只有彻底摸清律管的一般频率计算公式（非两端管径完全相同的特殊公式），根据专家们提供的这套律管的管长、一端内径、频率等数据，然后推算出另一端内径后再进行复制，依据这套可信的复制品重行研究，方可知其究竟。
此外就律管合不合律的问题，笔者也想谈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笔者认为，在进行律学研究时，不应该把律学的理论研究同律学的应用研究混为一谈。就律学的理论研究来说，三分损益律的纯五度为3:2，纯五度的音分值为701.95500086……（约数为702）音分。就乐器的实际应用来说，我们能把乐器的音（例如二胡的内外弦）定得那么准吗？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就我国古代乐器所用的律制来说，尽管三分损益律为正统律制，但是应用这种律制的乐器，恐怕也只有古琴而已；笙，看来也只能算是“准”（逼近）三分损益律的乐器。至于笛、琵琶、阮等乐器，从《晋书·律历志》所载“荀勖笛律”来看，魏晋时期我国民间乃至宫廷，所用的就是被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七平均律”的律制。日本正仓院所藏我国唐代乐器的音律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因为魏晋乃至隋唐的宫廷所用的不是三分损益律，所以西晋的荀勖才依三分损益律设计了符合三分损益律的十二支“泰始笛”；也正因为隋唐连宫廷所用的也不是三分损益律，所以为正雅乐，唐初的吕才就依据三分损益律设计并制作了一套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由于“泰始笛”和“尺八”不合当时所用的律制，故而都未能流传下来。三分损益律没有得到普遍运用，连宫廷音乐所用的都是俗乐的音律，那么用来定律的律管又怎么能十分严格地符合三分损益律呢？
此外《综论》还对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潘建明《新莽无射律管对黄钟十二律研究的启示》作了收录和分析。马承源先生认定上海博物馆所藏新莽无射律残管是实用律管，这一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先生在复制一套新莽律管时，将这支无射律管经过万能电子显微镜测算的0.5771公分内径，作为夹钟至应钟9支律管的共同内径，而将0.693公分作为黄钟至太蔟三支律管的内径，这一做法就未必恰当。尽管马馆长如此处理，乃是因为有其难处的缘故。笔者知道，计量学家通过研究认定，新莽尺就是刘歆尺，也叫晋前尺，每尺折合公制为23.08864公分。黄钟正律管的内径为三分，折合公制就应该是0.693公分。若刘歆所制的这套律管为同径，那么无射管的内径便应该是0.693公分；若刘歆所制的为异径管，各管内径理当选定为三分损益关系？，那么无射管的内径便应该是0.385公分，也不应该是0.5771公分。出于这一考虑，马馆长在复制这套律管时，才分别选定了0.693公分和0.5771公分作这套律管的内径。细想一下马馆长如此折中、迁就的做法，似乎“圆满地”解决了律管复制过程中选定内径的困难，但是却难避免“削足适履”之嫌。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无射管的0.5771公分内径呢？笔者有一大胆的设想，那就是能否认定这0.5771公分的内径就是同径的黄钟十二律管所共有的内径？笔者的这一设想也许被认作荒唐。因为刘歆尺折合公制为23.08864公分，而不是0.5771公分换算成的19.24公分；何况遗存和考古发掘出的新莽度量，每尺折合成公制也确实是23公分左右？？可是笔者的荒唐猜想，也确实有其荒唐的理由。其原因有二。以下略述其概。
公元274年（西晋泰始十年），为了正雅乐，中书监荀勖公布了笛律（即荀勖笛律）。据《宋书·律志序》载，“荀勖笛律”规定了十二支符合三分损益法十二律吕之泰始笛的制作尺寸。在对荀勖笛律进行讨论时，协律中郎将列和曾就大吕笛的制作尺寸发表意见。列和说：“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征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作之，不可吹也”。从列和的话中可知，原先的太乐东厢长笛，其长虽然已达四尺二寸，还是可吹的，只是再长（五尺余）就不可吹了。据此，让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十二支泰始笛。十二支泰始笛中最长的是蕤宾笛，其长三尺九寸九分五，比四尺二寸短，照理应该是可吹的了。那么这蕤宾笛究竟可不可吹？请看以下事实。
按照晋尺就是晋前尺，也就是刘歆尺的说法，一尺折合公制为23.08864公分。那么，十二支泰始笛中的黄钟笛长为65.67公分，最短的仲吕笛也长达49.26公分，而最长的蕤宾笛竟然长达92.25公分！这蕤宾笛该如何吹？
对于以上所列的数据，恐怕不能给人以明晰的印象，以下笔者打算用比较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对于上面所列几支泰始笛的长度，不妨同今日所用箫笛的长度作点比较。今日的曲笛，筒音规定为a1（频率应该是440Hz） ，洞箫的音高比曲笛低四度，筒音规定为d1（频率为293.66Hz）。洞箫的有效管长（从吹孔到调音孔长）约为52公分。这一长度比十二支泰始笛中最短的仲吕笛稍长，与长度倒数第二支的姑洗笛相当（按以上尺度推算，应为51.89公分）。今日长度为60公分的琴箫（筒音为c1，频率为261.63Hz），一般已认为孔距太大，音孔不易按严，可琴箫毕竟比黄钟笛还要短6公分哩！一般吹笛的人，吹奏琴箫已感到吃力。笔者在研究“荀勖笛律”并对“泰始笛”进行复制研究时，对“泰始笛”复制了多支，觉得吹奏黄钟笛已不十分轻松。
那么蕤宾笛究竟能不能用来演奏？对于蕤宾笛，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耗费精力依照这种尺度进行复制；只要对蕤宾笛的音孔距离作点分析，就可认定这支笛不可吹了。假若晋尺每尺折合公制为23.08864公分，那么蕤宾笛全长就应该是92.25公分，第四孔的变宫至第六孔的商孔（后出孔），其间距应该是9.59公分，第一孔的变征至第三孔的羽，其间距便应该是13.43公分。蕤宾笛的这样长度与音孔间距，恐怕演奏者身长不在二米以上，将无法按严这些音孔，就更别说用它来演奏了。那么列和所说的“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尚可用来演奏，乃是虚浮之辞？抑或古人真的都是身长八尺或丈二？看来都绝不可能。问题出在哪儿呢？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晋尺短于23.08864公分！
如果我们退一步作如下假设：晋律尺与新莽律尺无异，而新莽始建国元年制作的律管，其内径三分就是0.5771公分；依此为根据进行推算，那么一尺就应该是19.24公分。假若我们再以此尺度为根据对“泰始笛”进行制作，那么十二支泰始笛中最短的仲吕笛，其长只有41.05公分，而最长的蕤宾笛，其长为76.87公分。这儿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仲吕笛的长度，竟与日本正仓院所藏我国唐代遗存下来的八支尺八的长度相近，而最长的蕤宾笛也勉强可吹。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当然，如此推测不近情理之处便是，新莽遗存和出土的度量器具的尺寸，折合公制一尺都不是19.24公分。那么我们能不能作如下的猜想，历代的度量衡器都有变动，而制定律管的律度在汉魏之前并没有多少变动呢？因此这0.5771公分就是新莽律管内径的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