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Yang Liqing）简介

杨立青（Yang Liqing，1942～2013.06.10），男，四川渠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杨立青先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奥地利莫扎特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驻校访问教授等。长期从事现代作曲技法、管弦乐配器技法的研究，撰写了《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等重要著作；创作了声乐套曲《唐诗四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等作品。2013年6月10日15时17分，杨立青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71岁。

曾任职务

•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1996年4月-2000年11月）
•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2000年11月-2009年2月）
• 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客座教授(1990年)
• 美国康奈尔大学驻校访问教授(1995年)
•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暨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和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
• 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副会长
• 上海市文联委员
•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 上海现代音乐学会会长
• 上海市第3届学位委员会委员
• 上海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暨文化艺术分会会长
• 东亚细亚作曲家联会副主席
• 新加坡国立音乐学院顾问及新加坡华乐团艺术咨询团成员等
• 2013年6月10日15时20分，杨立青教授因罹患肺癌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主要论著

杨立青多年来从事音乐创作及现代作曲技法、管弦乐配器技法的研究。论著有《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概述》、《管弦乐配器法教程》、《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简述》等。

音乐作品

有声乐套曲《唐诗四首》、《洛尔迦诗三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管弦乐《忆》、《节日序曲》、

交响舞剧《无字碑》（与陆培合作）、二胡与乐队《悲歌》、《荒漠暮色》、电影《红樱桃》音乐、五重奏《思》等，由包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乐团，上海广播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中国音乐学院华夏乐团及联邦德国汉诺威新音乐团，西南德广播交响乐团，（德国）匈牙利爱乐交响乐团，挪威斯特万格交响乐团、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神奈川爱乐交响乐团，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韩国汉城爱乐交响乐团，香港中乐团在内的中外音乐表演团体多次公演于国内，港，台地区及美，英，法，德，奥，挪威，墨西哥、日，韩，新加坡等国，入选汉诺威新音乐节（德国），里昂现代音乐节（法国），阿斯派克特现代音乐节（奥地利），亚洲艺术节（香港），亚洲现代音乐节（日本横滨）等重要国际音乐节，并获中国唱片奖作曲比赛交响乐第二名（1986年）、第二届山东艺术节作曲一等奖（1989年）、首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92年）、首届宝钢高雅艺术优秀成果奖（1994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提名奖（199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交响乐作品征集评奖第一名（1996年）、联邦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奖金（1990年）、美国亚洲文化理事会(ACC)研究奖金及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研究奖金（均为1995年）、文化部区永熙优秀教育奖（2002）、第十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音乐）比赛一等奖（2004），并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04）等荣誉。曾在德、奥、瑞士、澳大利亚、美国的二十余所大学及音乐学院举办学术讲座。

担任评委

曾担任多届亚洲音乐节、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台湾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比赛（1999）、台湾文建会民族音乐创作比赛（2002）、首届及第二届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2001及2003）、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2002）、第二届国际-E-钢琴比赛（美国，2004）等重大赛事国际评委会委员。曾获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

人物传记

其传略已被收入《中华人物大典》、《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辞典》及英国新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辑的《世界名人录》、《二十世纪杰出人士》、《二十世纪杰出音乐家2000人》，《国际音乐名人录》及美国国际传记中心编辑的《国际杰出学者》等辞书。

人物观点

看待当代音乐民族化

用我今天的观点来看，民族风格的认识，倘若某部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地方色彩”，固然是十分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记得里盖蒂曾说过，“莫索尔斯基、亚纳切克、艾夫斯之所以伟大，并不仅因为他们是俄国的、捷克的，或美国的作曲家，而首先因为他们是莫索尔斯基、亚纳切克和艾夫斯”。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上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上海人，就去指责当代上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与“风格”。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家，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跻身于其中的时代。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所以，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性游戏》听成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曲子。

看待西方新音乐和国内新音乐的发展趋势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新音乐寻求新的发音体和乐器，在音乐语言上力求新鲜感和个性化，这样新音乐驱使西方作曲家的技术手段和水平发展很快。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结果变成了一系列新奇音响的堆砌。这种观点，在中国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这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1914年首演的时候，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听到一次实况转播中，同一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但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但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斯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表现出一种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

在国内，当代新音乐的发展也不容乐观，这是必然的，我们的这种实验音乐会出现很多噪音，在我们看来那是结构上的需要，力度上的需要，也是音色多样性的考虑，但对于受众来说，大部分都是噪音，是挑战生理极限的，他们也许并没有耐心细致地听。首先他们就会抗拒。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来听音乐的。但我们也是在不遗余力地实践、演出，像上海之春，北京国际现代音乐节，像这两年的当代音乐周，等等，都会上演大量的中国当代新音乐，还有讲座，大师课。

音乐作品目录

主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