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国勇
指挥看似是一份荣耀的职业，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乐手和听众的目光共同聚焦于此，他的每个动作和表情都会为音乐营造不同的色彩。常有人说：指挥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偶有乐手调侃：“我们一弓拉20个音，而你只需挥一下，多么不公平！”不可否认，这是相当一部分听众和同事对指挥的印象。
其实，指挥是一项高危职业。他的内在功力与外在气质往往决定其在乐队中的地位。挥得再好，若无足够的情商去驾驭乐队这件大“乐器”，一切将无济于事。所以，指挥要有深厚的音乐修养、足够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积淀，在充分尊重、信任乐手的情况下，才能带领大家精诚合作、全心全意地去创造音乐，追求艺术梦想。
小时候读四大名著，最喜欢的就是《西游记》，那光怪陆离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让我爱不释手。取经途中，挫折迷失皆有之，正是历经这千番磨难，才知真经的可贵。从我初次萌生指挥念头，直至18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这一路的艰辛较之西天取经毫不逊色。
13岁，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曾在乐队担任大提琴首席。当时的我们年少轻狂，排练时喧闹混乱，以至于老师不得不用哨子像驯猴似的让我们安静。不久，黄晓同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第一次排练，黄先生精彩纷呈的指导、不怒自威的面庞，瞬间令众“猢狲”为之折服。从此，乐团变得秩序井然、突飞猛进，那一刻起，晓同老师成了偶像，我也开始惦记起“指挥”这个行当。
把对先生的崇拜之心埋进心底的同时，我始终认真备课、用心观察。每次排练，都将自己置身于指挥的位置。一旦叫停，总是抢先在心里罗列出乐队的不足，幸而与先生一致，便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得意。如果没有料中，就会暗自沮丧；当然，偶尔听到错误他却没有察觉，就会把自己捧上天。就这样，我不断依此去修炼听觉。后来，有了些感性知识后，我终于按捺不住，手舞足蹈，被同学撞见，总被取笑道，“又想学指挥了？”于是，我就趁着天黑，偷偷溜进还没锁门的排练厅，站在指挥台上独自沉浸在乐思中，黑灯瞎火地对着空气自挥一番过瘾，但这毕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独自暗练终不如名师指引。
此时，想方设法让黄先生知道我的心思，成了头等大事。但他身上大文人的孤傲清高，让人难以接近。终于逮到一起下乡学农的良机，我得以与黄老师同住一处，“机会来了！”是日，阳光明媚，记得他身穿一件草绿色军服，戴着一副墨镜（那年代，只有电影里的坏人戴的），为拉近距离，我就厚着脸皮请求黄先生把墨镜给我戴一下，没想他竟答应。这一戴，顿觉时机成熟。第二天，我拿了一本钢琴协奏曲《黄河》总谱（其实这是早已蓄谋已久的套路），战战兢兢地问道：“黄老师，这总谱怎么读？”哪知先生冷冷地回答：“一行一行读！”吃了闭门羹，但我并没有就此放弃。
黄先生有钓鱼的爱好，劳动之余跑出去垂钓被工宣队发现，因小资情调严重，遭受一番“不点名批评”后心生不悦。我急忙凑上去出主意：“可以把鱼竿改成一节节的，藏在我裤腿里，悄悄带到河边等你们，这样就不会被发现。”黄先生顿时喜笑颜开。大家来到河边，甩钩入河。不一会儿，只听黄先生大叫一声：“坏了，钩子被水草咬住了！这可是捷克钩子，贵着哩！”怎么办？“立功的机会到了！”我摩拳擦掌，自告奋勇下水摸钩。突然，旁边的夏老师提醒道：“这衣裤湿了，回去被发现可怎么得了？”先生四下环顾：“反正没人，光屁股吧。”我丝毫没有犹豫，一脱裤子便下水把鱼钩摸了上来。此番之后，我与黄老师的距离似乎又近了许多。
转眼到了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没有多虑，我坚定地明确了志向——考指挥。记得是陕西乐团的朱少伯老师为我准备《未完成交响曲》。练习良久，我又诚惶诚恐地去找黄老师，他依旧对我的“事业”漫不经心。但可能因为我曾“舍身”为他摸过鱼钩，勉强答应考一下我的听力。他边弹《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边问和声调性，我逐一进行了还算正确的分析，他无奈地说：“耳朵还不错，但年龄太小，学什么指挥！”虽然求教无望，我还是斗胆报考了上音，并如愿踏上了学习指挥的道路，日后的导师便是黄先生。
工作以后，我作为黄先生的助手多次与他一起从事排演、教学工作。常有人称赞黄先生桃李满天下，尤其是有我这样的弟子。每逢此时，他总会煞有介事地点着头回应：“对对对，张国勇小的时候我就看好他的才气。”我笑而不语，他竟忘掉了30年前的往事。
现在看来，无论是年少时自己的“卑微”，还是黄先生的种种“不看好”，都是我人生和事业道路上的必经之路。不懈的努力终究会得到回报。黄先生在我大学乃至之后的指挥生涯中给予我太多的教诲，受益无穷。现在重温初心，写下这一小段经历，难忘师恩的同时，也回忆一下自己的年少时光，与有志成为指挥家的年轻朋友们共勉同享。
学指挥，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