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中国文化事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是中国交响乐人的使命与社会责任。
我国现有职业交响乐团运营模式大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音乐季演出，这是一支乐团职业化、国际化程度的象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培养听众，接触更多的外请指挥，排演时代跨度大、风格多样化的曲目，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由于绝大多数交响乐团是政府资助的事业单位，具有公益性特征，因此这些乐团在完成乐季音乐会的同时，还有义务进行音乐普及类型的演出。另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和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交响乐团的存在如同博物馆，是非赢利的公益机构，这其中巨大的资金投入显而易见，回报却是隐形的，需要几代人才得以见效。而且当今时代，古典音乐演出不可能靠票房收入来维持日常运营，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尽管一线城市的政府对乐团财政支持的力度已大有改观，但与欧美乃至港澳台的乐团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吃饱”的情况下，想要“吃好”，各乐团就必须注重市场的开发，尽量承接商业演出，以增加音乐家的收入并补贴乐季正规交响音乐会的运作。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乐团每年由于商演需要，也许会重复演奏几十遍《红旗颂》《蓝色多瑙河》……
“职业化的乐季音乐会”与“公益或商演”之间的关系既统一又有矛盾。所谓统一，交响乐的普及和受众的广泛，是乐团赖以生存的基础，唯有水涨方能船高。矛盾的方面，在于乐季音乐会演奏两三年内不重复的中外名作，无论难度、长度都极具挑战性，指挥都是中外名家，4天的认真排练中充满新鲜感和创作热情，音乐会上的精彩呈现，彰显出乐队水平和实力；而普及或商演面向的听众大多是入门级的，曲目必须通俗易懂、短小有趣。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公益演出的受众有限，需要有更多的演出场次，乐手们不得不面临“不断重复中的审美疲劳”这个问题。而且，为节约成本，此类音乐会大都由本团的常任指挥或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承担，这种曲目与人员的复制，大大地损耗了彼此的艺术能量，自然而然地产生懈怠。由此可能延伸出来的简单排练和粗糙演出，对乐团的演奏水平、合作能力，以及对音乐的专注度都破坏力巨大。
这里我想就“职业化”谈些自己的想法。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认真、尽责、守信是基本准则，此乃共性。然而，不同职业的专业类别，决定从职人员的态度和工作方式，此乃特性。我们拿医生和银行柜员作喻：医生一天要看上百个病人，诊室里围着一堆人，喧闹中人们所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银行柜员每天机械地重复操作，数着大堆的钱币……但，出于职业的习惯和操守，他们永远得表现出友善和耐心（尤其是在人们维权意识大于文明自觉的当下，稍不慎就会被投诉），这就是良好的职业素养。据此，音乐家的职业道德就应该是：把每一场演出当作第一场。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第35遍或28遍，对听众来说却永远是第一遍。就像患者希望医生对他的诊治是最准确、最有效一样，听众们总是期冀他所遇到的是乐团最完美的一场演出。这对指挥与乐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即便演奏曲目、合作对象、演出场地相同，指挥和演奏员也要始终保持热情洋溢的状态，说来轻松，实属不易，但这是一个乐团展示水准、维护声誉的重要保证。
年初，我随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进行了美国巡演，二十多场音乐会，乐团需要重复相同的曲目。开始难免忧心忡忡，因为曾经有其他乐团面临同样的境地而厌战弃阵、草草了事。此次巡演，乐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坐大巴穿梭于各个城市，本身就是对演奏员体力、心理、审美的巨大考验。但出乎我预料的是：这支年轻的乐团认真敬业，虽然在演出中难免偶有瑕疵，却无人懈怠——不管身处何种境地，认真完成每一场演出，这就是对艺术的负责。
如果我们乐团的管理者、指挥和乐手都能够理解“永远的第一遍”的自我设定，乐团水平就不会有过山车般的大幅度起落，听众也不会因为粗糙的演出失望而去。虽然一场演出的质量会由于各种原因有所差异，但这种浮动应存在于毫厘之间。只有当我们把第35遍演出当作第一遍来演时，听众才会得到更多美的享受，“推动交响乐事业可持续的繁荣发展”才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