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西蒙·拉特，1955年1月19日生于英国利物浦，是目前世界上炙手可热的指挥家，柏林爱乐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了17年钢琴、打击乐和乐团指挥，并于1974年毕业。同年他赢得了国际“约翰乐手”指挥大赛一等奖，并且被指派到英格兰南部城市伯恩茅斯当了三年助理指挥。1999年柏林爱乐管弦乐团投票选举了拉特作为继阿巴多之后乐团的首席指挥和艺术指导。而阿巴多于2001/02乐季结束后宣布退任。拉特紧接着在当年上任。他的代表录音是与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合作的马勒第八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和柏林爱乐合作的未完成的马勒第十交响曲。
时隔6年，西蒙·拉特终于带着柏林爱乐又要来到北京。本周四、五，我们将连续两日欣赏到这个世界顶级乐团带来的表演。
这次我们只等了6年，比起上次的26年短多了。此番来京，是参加国家大剧院马勒系列的演出，将于11日带来马勒九。而10日的演出则是细川俊夫的《那时花开》和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
自2002年担任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如今已将近10年，许多人很关注西蒙·拉特给这个乐团带来怎样的改变。他也曾经被德国著名音乐评论家马诺尔·布莱格批评为固步自封，不尊重德国音乐的传统，但他得到更多的是赞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对乐团的乐手大加赞赏，认为他们的演奏极其精准，且他们的表达不仅仅拘泥在过往的积累，他们的革新性和开创性依然强大。谈起乐团他言语满是自豪，“我们的乐团是德国公认的最佳文化团体，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萧条，各国政府对艺术的投资在逐步减少。但我们还是极其幸运，我们深知文化的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每场演出前我们都会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乐迷朋友，我们的政府也以我们为自豪，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跟我通话让我把我们的文化继续推向全球。”
他也表达了对现今这份工作的热爱，他说这项工作是指挥们的梦想，世界上没有其他乐团能与之匹敌。“我指挥过很多非常棒的乐团，但没有一个团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乐团，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交汇融合，做他们的指挥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本周，除了有机会聆听西蒙·拉特言语中这个世界最棒的乐团演出，我们还将迎来一场大提琴视听盛宴。来自柏林爱乐的12位顶级大提琴乐手，还会在周三联合演出包括巴赫、法兰赛的曲目，让北京的观众一饱耳福。
■对话
马勒的路是用他的火焰烧出来的
新京报：听说你在11岁第一次听到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时候就迷上了马勒，我不知道当时还是小男孩的你是否能理解马勒呢？
拉特：没错，马勒第二交响曲是一个特殊的作品。当我十几岁第一次现场聆听它的时候，完全被这波澜壮阔的交响史诗吸引了。那次经历也促使我立志走向指挥台，我第一次指挥“复活”交响乐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虽然那次仅仅是一支学生乐团，而且那时我还是一个音乐的初识者。但包括乐团还有合唱团对于研读这部大作都满怀热情，最终那次演出极其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其后几年我指挥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还有柏林爱乐乐团分别进行了录音还有现场演出，我和我的团队对于马勒二的认识已经日趋完善。
新京报：你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好的马勒作品诠释者，你如何理解马勒？你如何理解此次要演出的马勒第九交响曲？
拉特：马勒那个时代，很多指挥家本身就是作曲家。我对马勒的感情是很个人的，作为一个指挥家，我总是将他看成中欧音乐的领导者。他有一股火焰般的力量，路是他的火焰烧出来的，别人在这条路上都倒下了，而他还在前进。他的音乐，已经被听众所接受。当我和柏林爱乐一些年岁大的乐手交谈时，他们往往会说喜欢理查德·施特劳斯、布鲁克纳等等，好像马勒还很年轻似的。是英国指挥家巴比罗伊爵士，说服了柏林人接受了马勒，卡拉扬录制马勒，也是因为受了英国指挥家的影响。我到柏林爱乐后，故意避免上演马勒作品，因为在阿巴多指挥下，乐团演奏了很多马勒作品，我认为他们要从那种风格中走出来。现在，我们又回去了，我必须要让乐手们有种度假归来的新鲜感，这样才能重新创造，重新发掘，才能投入。
保守的乐团永远不可能取得进步
新京报：除了马勒，这次来北京你还将指挥日本作曲家细川俊夫的圆号协奏曲《那时花开》，这是这部作品首次在中国演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作品以及你为什么做此选择吗？
拉特：我们很乐意与像细川俊夫这样的当代作曲家合作，他曾经获得柏林爱乐乐团成立一百年作曲比赛的首奖。他的风格很民族，可以说与武满彻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不仅仅是在日本或是亚洲，在世界上他与托马斯·埃兹（Thomas Adès）、朱利安·安迪生（Julian Anderson）、乔治·本杰明（George Benjamin）和马可·安东尼·特内齐（Mark-Anthony Turnage）一样都具有时代性和朝气。
新京报：谈谈你的乐团，你很自豪说它是最好的乐团，你觉得你给乐团注入了什么新元素？
拉特：从彪罗、尼基什、富特文格勒、卡拉扬还有阿巴多这些指挥界泰斗与大师带领柏林爱乐的卓越表现，使得乐团不断走向成功，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我还记得与卡拉扬的一次谈话，卡拉扬说自从入主柏林爱乐，他们前五年一直是在磨合音色，改变以前的音乐思路。即使卡拉扬很崇拜富特文格勒，但是卡拉扬一直寻求突破。卡拉扬深刻知道一个保守的乐团永远不可能取得进步和保持传统，这也是我来到柏林爱乐一直所要推崇的。另外很多英国或是美国的乐团往往注重表达精准的韵律，然而柏林爱乐经过几代大师的栽培，已经形成固有的音乐表达和演绎旋律，因为听众是在感受音乐而不是在计算乐符。最近我们在进一步研习越来越多的当代作曲家还有英国、法国作曲家的音乐，使得我们柏林爱乐的曲目库更为完善。
中国有很多专业的听众
新京报：你在中国有一支强大的粉丝团，对这一次的演出你有怎样的期待？
拉特：我们都觉得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度。中国现在开放了，用双倍的力量使其变得更强大，我相信中国人民已经真正感受到这点。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我和柏林爱乐都觉得中国是音乐世界的未来，大家都很振奋。我们也发觉中国有很多专业的听众，他们既有幽默感也很专业，当我们演奏出美妙的音乐时，大家也都有良好的反应。
新京报：关于上一次的演出你还有什么印象吗？
拉特：我上次带团访问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就感受到年轻人对古典音乐浓厚的兴趣。这很像伦敦的BBC逍遥音乐节。从几岁的孩童到古稀的老人，都会加入到这一每年的盛会。逍遥音乐节热情的氛围是给每一个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独特经历。这也会使得更广泛的人接触和喜爱古典音乐，继而学习和演奏乐器。
新京报：谈谈你眼中的中国演奏家？
拉特：我与郎朗曾经合作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应该是2009年在柏林爱乐大厅的除夕音乐会，他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很精彩。我知道中国还有很多有天分的艺术家，像王羽佳、李云迪。很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音乐人与我合作或者来到爱乐大厅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