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乐创作园地里千姿百态，流派纷呈，新潮传统，众说纷纭。如何对待它，我个人认为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完全是作曲家的自由，可谓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目的，你的作品要让人民大众喜欢它，接受它。
我既不搞理论研究，也不搞音乐评论，下面只就我在创作实践中所感悟到的一些问题来谈些个人看法。
旋律是创作的灵魂
作为一个中国的作曲家，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与情感、历史与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把个人的艺术道路与人民的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去不断探索、推陈出新。这方面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永远是那样的震撼人心，热血沸腾？在近代的民乐作品中，刘天华的二胡曲十首，阿炳的《二泉映月》，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月儿高》，等等，都是千秋传诵的佳作。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旋律流畅、曲调优美、结构严谨、意境深远的优秀之作，为此也可以说旋律是民乐曲创作的灵魂，民乐作品大都以旋律为中心，其它技术只是辅助手段。
作曲家吕其明在谈到他创作《红旗颂》的经验时说：“我觉得主要一点是尊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那就是爱听旋律。因此，我所设计的《红旗颂》音乐主题，就是要让普通听众喜欢听，听得懂。”吕其明的这段话讲得非常贴切。众所周知，《红旗颂》诞生４０年来，常演不衰，历久弥新，成为在我国音乐舞台上上演率最高、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究其原因，是音乐主题能让“普通听众喜欢听，听得懂”。
音乐是听觉艺术，是供人们欣赏的。一首优美的旋律象甜甜的清泉，流过心头，品之有味，随着旋律的流动，你的思绪就会随着音乐浮想联翩，乐在其中，这就是旋律的魅力。
凡是人们所公认的优美旋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同凡响”、“入情入理”、“一气呵成”。不同凡响就是新鲜别致；“入情入理”是符合人的感情发展和音乐思维逻辑；“一气呵成”指艺术上的整体性，包括语言要流畅，结构要前呼后应，风格要浑然一体。
在我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很强调旋律美，始终把写好旋律放在音乐创作首要的地位。用吕其明的话来说，这是“尊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我在上世纪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有６０年代的扬琴曲《边寨之歌》；７０年代的唢呐曲《山村来了售货员》、琵琶小协奏曲《琵琶行》；８０年代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唢呐协奏曲《梁山随想》及二胡协奏曲《六月雪》等。在这些作品中，根据内容需要，运用各地的音乐素材，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刻划不同的性格特征，以最简练的创作手法，来求取最佳的艺术效果。其中，把写好旋律放在创作的首位，要反复琢磨、反复提炼，象杜甫讲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那么，怎样写好动人的旋律呢﹖这主要取决于音乐语言的积累，积累越多，写好旋律的系数就越大。要有民族音乐的长期浸泡，从民族音乐的母乳中吸取营养。这方面要把学习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和古典音乐，看作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尤其是戏曲音乐，它是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溶为一体的精华，其艺术容量之广，变化之多、表现力之丰富，都是无与伦比的，实在是中国音乐之宝库，是作曲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它、了解它、掌握它，为我所用。
作曲家马可在创作歌剧《小二黑结婚》时，写第一段唱词“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曾数易其稿，均不满意。正当发愁之际，突然看到郭兰英，他说“兰英，你把这段唱词用山西梆子音调哼给我听听”，郭兰英接过唱词就随口唱起来，一开口就令马可十分惊讶，多么好听啊？迅速纪录下来，后经小小修饰，就成了一首名曲，可见戏曲音乐的魅力所在。
此外，还需要研究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及其旋法，每一位作曲家的旋法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如劫夫、唐诃、刘炽等的旋律都写得新颖生动、极具光彩而富有时代气息。他们都是写旋律的高手，我们要研究其特征，吸取其经验，经过消化，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手段。
民族器乐作品的生命力
在民乐界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作品昙花一现，有的作品经久不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必定具有下列特点：１、好的题材；２、清新的音调；３、娴熟的演奏。这三者缺一不可。我在１９７２年创作《山村来了售货员》时，唢呐演奏家任同样的二度创造我非常满意。他那娴熟的演奏把音乐吹得很活、很溜、很自然，仿佛是在与人对话，非常生动，当年就作为代表上海的唯一一首器乐作品参加中央台国庆播放。在全国影响很大。
应该说，作曲家的作品，都是在与演奏家的通力合作下去完成的，所以，选择演奏家与之合作十分重要。演奏《琵琶行》的徐红，《新婚别》的闵惠芬，《窦娥冤》的朱小萌，《诗韵三章》的俞逊发，《梁山随想》的刘英等，都是乐曲意图的忠实体现者，是进行二度创造的高手，她？他？们不但有高超的技艺，还有良好的艺德，与之合作，往往精神为之一振，眼目清亮。
尤其是２００２年在新加坡举办我的二胡协奏曲新作品专场时，青年演奏家王桂英的敬业务实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她把全场演出的四首二胡协奏曲《丽歌行》、《杨贵妃》、《西施情》和《六月雪》，全部背谱演奏？在当前市场经济的驱使下，能做到这样是难能可贵的？。在指挥郑朝吉先生和狮城华乐团的通力合作下，把每首作品都演绎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当最后一首《六月雪》结束时，观众都激动得哭了。一个出版公司当场决定出版实况录象的ＣＤ和ＶＣＤ。作为一个作曲者，能有这样一位专心和痴情的合作者，真是三生有幸，千载难逢。
我通过几十年来的观察，发现国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音乐艺术，表现出一种对音乐的戏剧性的偏爱，为此我努力在乐曲有限的长度内赋予一定的叙事性和情节内容，《山村来了售货员》、《新婚别》等都是这样。
当然，作品要有一定的深度，关键是在于作曲家对所要描写的对象要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要勾划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音乐上加以渲染和夸张，以求取得丰满的艺术效果。
一首生命力很强的民乐作品往往是大器之作，我们常常说的某首作品气质很好，就是指作品很大器，有气魄。这无论在大型或小型的作品中都能感觉出来，是一种堂堂正正的、充满着中华神韵的音乐。它形象生动，气度非凡而令人惊叹，象《潇湘水云》、《我的祖国》、《三门峡畅想曲》等都是具有中国气魄的大器之作，成为流芳百世的精品。
此外，器乐作品创作时要有创新意识，已故的著名电影导演瞿白音有句名言“唯陈言必去”，就是说讲过的话、用过的手法不要再重复了。所以要多想一点新点子，多用一些新手法，作品一有新意，就会使人耳目一新，留下深刻的印象。
已故的著名作曲家梁寒光先生认为“每一件作品不论其大小，总要设计那么一段音乐是极其精彩的，听后使人忘不了的”。他这段话，数十年来我一直把它作为座右铭，并且在实践中证实是十分有效的。
熟悉乐队和了解听众
作曲者对乐队和乐器性能应该熟悉，在创作时才能得心应手，尤其是独奏曲，技巧发挥得越充分，作品就越吸引人。我在少年时代演奏过江南丝竹，可以说是在江南丝竹浸泡中成长的。过了６０年以后编配《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时，觉得毫不费力，十分轻松。这为什么﹖是过去泡过江南丝竹帮了我的忙？《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已出版总谱和ＣＤ，２００４年晋京演出，广获好评？。所以我希望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作曲者，多在乐队里浸泡一下，得益非浅。
我一共写了１１首协奏曲，已全部录制ＣＤ，出版总谱也在计划中。上世纪６０年代，我是上海歌剧院的扬琴独奏演员，我对独奏与乐队协奏的关系有较深的体会，知道乐曲进行中用什么手段可以吸引人，可以打动观众的心，用什么手段可以有轰动效应，甚至在写到某一章节时考虑到听众听到此处心里想些什么﹖当然，感情要十分投入，只有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别人。我的音乐是写给人民大众听的，我的对象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中国的一位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曾经说过，“音乐终究还是写给外行人听的”。这和前面例举的吕其明说法一样，“就是要让普通听众喜欢听、听得懂”。作曲家的作品如果能让普通听众、外行人喜欢听，而且听得懂，这是莫大的欣慰，说明作品是成功的。
不管哪一种流派和风格的音乐作品，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好听，或者不好听；好听的，听过了再想听，不好听的，人们就忘记它。在这方面，听众永远是公正的。
如今，在民乐创作中，不同乐器的组合，边奏边唱，新民乐，十二乐坊等等，应该说都是一些积极的尝试，正在发展中。但总观全局，我们的民乐创作还处在十字路口，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挑战，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这些都是客观存在，谁能在这种碰撞、挑战和冲突中找到结合部和对接点，谁就能越过汉界，渡过楚河，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当然是个难题，也许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最后，我借用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两句诗，那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活在世上就要活出个名堂来，我要和大家一起，努力为中国文化的宝库增添一份财富，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