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云：“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与乐器相映，甚至上升到承载人格的高度，只有古琴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正所谓“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
琴与人的关系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而这一关系在魏晋六朝有着更突出的表现。自汉末起，天下纷争不断。诸侯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至南北朝又有五胡乱华，北人南下——“铠甲生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汉到三国鼎立到司马晋代魏，政权交替，王朝频繁更迭，给人一种万物瞬息、历史无常、人生如幻的感觉。传统的价值观由神圣变为虚伪可笑，过去敬仰崇拜的信念灰飞烟灭。论及魏晋风度，人们总是联想到清谈或纵情山水。但其实处在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六朝的士人徘徊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既想远遁乱世，又要抒发心志，古琴便成了他们心灵的知音、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安置处。
阮籍——“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
阮籍，字嗣宗。他生于魏晋之际的乱世，空有一腔济世之志却无施展的时机，只能退而隐居遁世，与嵇康、向秀、刘伶、阮咸、山涛、王戎在竹林中饮酒清谈，弄琴赋诗。阮籍少有大才，且极善于弹琴，他的诗集《咏怀八十二首》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起了一个奠定基础、开创新境界的承上启下作用，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个诗集的第一首诗的第一句便是与古琴有关：“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正如他在另一首诗里写的那样：“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 古琴于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他表达自我忧思、抒发内心无限情感的精神寄托和陪伴。
同时阮籍也自己创作琴曲，其中以《酒狂》最为出名，这首古琴曲流传至今，凡习古琴之人几乎没有不会弹《酒狂》的，可见此曲魅力之大、影响之久远。阮籍不愿向当权者妥协谄媚，只能借醉酒佯狂来发泄发内心积郁的不平之气，借诗、借琴曲来寄托情思，保持自身的高洁清白，寓意深刻。
阮籍在自己的《乐论》中阐述了他对于音乐的看法：“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也许正是因为他自身的敏感和孤寂，他希望通过古琴得以到达向往中的精神平和与超越性的境界，这样的观点也为此后的中国音乐打开了新的思想领域，树立了精神与审美的高标。
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的中心人物，才华绝世，气量宏大，是魏晋风骨的典型代表。嵇康娶魏宗室长乐公主为妻，司马氏掌权后，他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便辞官归隐，悠游于四方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
目送大雁展翅归去，手中的琴亦成了他心灵的翅膀，通过琴声他超然物外，暂忘了尘世的忧愁困扰，遨游于天地自然精神之间。留传的嵇康所作琴曲有：《长清》、《短清》、《长侧》和《短侧》4首，合称“嵇氏四弄”，他还留给后人一部重要的关于古琴的著作《琴赋》，它被诸多文人誉为琴史上写琴最高妙的文章。
他品性高洁，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对炙手可热的当权人物亦敢冷眼相对，这种性格也导致了他人生的悲剧结尾。因不向当权者低头而招致杀身之祸，临刑前，他向外甥要来古琴弹奏，说：“当初袁孝尼曾想跟我学《广陵散》，我每每吝惜，不肯传授，《广陵散》就此失传。” 弹罢，从容赴死。
他的一生，生，与琴为伴；死，有琴相送。他将古琴这一几乎贯通中国文化史的最重要的乐器提到了审美和精神的至高点。
陶渊明——“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陶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如此描述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
虽然同处晋代，但陶渊明与古琴的关系和前期的魏晋名士有鲜明的差异，他心中的琴更加的自然、淳朴、旷达、透彻，是连接他与心中桃花源的载体，深情与逸趣在他这里通过琴得到高度的统一。
正如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他说：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他的这种归隐，与阮籍、嵇康有志出世却生不逢时只能退隐有本质的不同，他自述从小就对世俗事毫无兴趣，只爱寄情于弹琴和读书之间，“乐琴书以消忧”，用今天的话说，他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在他的描述里，琴是怡然自得的，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琴是与他的保持自我、远离尘嚣的生活态度共在并存的。如他在《答庞参军》诗曰：“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我的住所虽然简陋，但有琴书相伴已然足够，边弹琴边咏唱，我心就能得到莫大的自在快乐。
至于《晋书》记载他曾于酒后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大概是因为已领会到琴中深意，则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某时某刻，无须假借弹琴便能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而自求安适，心中有琴，自能弹一首心曲，这是无言之美的最佳体现。
魏晋高士将古琴音乐融进自己的生命表现里，他们通过古琴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状态，以及自身古琴美学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并不执著于向外求一个在别处的知音，他们以琴作伴，藉由琴声超越俗世的喧扰，潇潇洒洒，纵迹于山水之间。
其实古琴只是他们表达自我的一个媒介、追求人生至理的一个载体，是所谓琴以载道；更重要的是他们超越了古琴而表现出的自身高尚情操和洒脱的人生境界，这才是透过琴声我们找寻到的魏晋风度的真正内在精神，也是今天的你我也能效而仿之的人生智慧。
魏晋风骨大概只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能够跳出尘俗，能够用一种豁达的态度去看待一切的苦难和波折，用一种幽默的心情去在天地之间游荡，不关注世俗表面的名名利利，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本真。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状态，从接舆、桑扈到苏轼，贯穿中国文化，魏晋风骨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