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辨伪琐谈
郑珉中
从传世的古代文物来看，唐代以前尚未见有伪品出现，唐代开始出现法书方面的伪品。古器物作伪，就传世文物看，乃自宋代始，这应该是宋代好古之风兴起的结果，有追求古器的人，就会有牟利之徒不惜作伪欺世。由于伪品出现，鉴定家也相应产生了。最早鉴别唐琴伪品的实例，是南宋岳珂在李奉宁家看出名为“冰清”的伪品，指出腹款所书唐代年号有避宋帝名讳的问题，肯定了这张琴虽然断纹很古，但确是一件伪品，在座的赏鉴家无不折服。虽然鉴定古琴之学从南宋就已开始，宋元明人也留下了许多记述，但一直到清代初期，古琴家才提出“唐圆宋扁”的形制区别。民国初年，九嶷山人杨宗稷著《琴学丛书》，才较广泛深入地阐述了鉴定古琴之学，并刊行于世，为发展古琴鉴定学提供了重要资料。今天，将杨宗稷视为古琴鉴定学说的奠基人，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传统鉴定古琴法的准确程度问题
古琴鉴定之学除见诸文字者外，过去在古琴断代方面还沿用着流传已久而又不成文的鉴定方法，其着眼点有的是款字题跋，有的是形制断纹，有的是漆色木质，加之声音的优劣，仅凭其中两三点就可作出定论。这种鉴定方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不可轻率地加以否定，而且这些又的确是鉴定传世古琴不可忽略的方面。不过，仅凭这几方面断定古琴的年代，有时可以完全准确，有时只能是部分准确，有时则是完全错误的。以李伯仁旧藏的“独幽”琴为例，它有“太和丁未”四字腹款，池下有“玉振”印，尾托上刻有李伯仁的题识，记述了它的流传和九嶷山人的题句，明确它是晚唐文宗元年的作品。其造型为极少见的“子期式”，断纹为蛇腹间牛毛纹，栗壳色漆，木质、声音均古。根据这些方面，确定它是一张唐琴没有错，说它是一件鸿宝也没有错。再如诗梦斋旧藏的“九霄环佩”琴，背有“包含”二字大印，其造型为伏羲式，小蛇腹断纹，栗壳色漆，木质、声音均古，凭这些方面断定它是一张唐琴也没有错，但不能因为背上还有黄庭坚、苏东坡的题句，就肯定它是曾经北宋苏黄鉴赏过，因为这些是后刻的，是伪作。又如查阜西先生旧藏的雷威款“幽涧泉”琴，原为大兴冯恕所藏，其子大生曾学琴于黄勉之之门，因而雷公琴幽涧泉遂为当时琴家所称道。琴为仲尼式，较常琴略短，琴面弧度较圆，有“雷威制”三字腹款，通身发波浪纹间梅花断，漆下有葛布地，桐材甚古，发音雄宏松润，为阜西先生藏琴之冠。先生终日弦歌未尝暂离，巡回演出亦携以相随，见者咸称赏此雷公琴不已。先生返京后因琴两侧胶合处开裂，惧其损坏，因付蕉叶山房张莲舫为之修合，修毕原音俱逝，成为一张按音不入木的哑琴。数年后乃赠与溥雪斋先生，遂重新为之剖修，得见腹内项间有墨书四行腹款：“祟祯甲戌夏日，绣谷刘师桐，仿唐雷威制于琴川松弦馆”22字。这张长期被视为雷公琴的“幽涧泉”至此真相大白，它原来是明末制品。可见，仅凭形式、款字、木质、断纹、声音和传说来鉴定传世古琴，可能出现完全不准确的情况。凭这几方面鉴定古琴，遇见真唐琴就对了，遇见真唐琴上有伪刻的题铭就不能全对了，而遇见伪唐琴就完全错了。所以，凭上述传统的鉴定方法，给传世古琴作出真伪的定论很难准确，因为传世唐琴的数量确是不多了。
关于宫琴与野斲的问题
传世古琴概括起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第一种是经过与唐琴标准器比较确定下来的真正唐琴。标准器共有3件，第一张是清宫旧藏朱漆隶书至德丙申款的“大圣遗音”，第二张是李伯仁旧藏刻太和丁未隶书款的“独幽”，第三张是诗梦斋旧藏的“九霄环佩”。这张“大圣遗音”与锡宝臣旧藏九嶷山人定为鸿宝的、刻至德丙申隶书款的“大圣遗音”风格特点完全相同，它们无疑是中唐琴的标准器。“独幽”也被九嶷山人定为鸿宝之一，其浑厚不及“大圣遗音”，工艺特点与中唐琴相同，有晚唐年款，自是晚唐琴的标准器。“九霄环佩”的工艺特点无不与至德丙申款的中唐琴相同，而浑厚过之，且又经古琴家、音乐史家认定为盛唐雷威之作，腹槽特点亦与宋人的记载相合，把它作为盛唐的标准器是不成问题的。以这三张琴作为标准，经过对比，在所见传世古琴中与之风格特点相同的盛唐琴有 3张，中唐琴8张，晚唐琴5张，共计16张。其中朱漆的3张，黑漆的4张，其余都是栗壳色漆。这些特点相同的琴，绝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古琴家已经肯定了的唐琴，不过他们是将这样的琴定为宫琴，即唐代宫中的御制琴，对于与之风格不同的琴，仅仅凭腹款题跋、木质声音、断纹漆色、琴面圆厚而又久经传说者，一律定为唐琴中的民间野斫，即唐代的商品琴。唐琴究竟有没有宫琴与野斫之分？它们的区别究竟在于何处？这是鉴定唐琴必须分辨清楚的问题。从上述与标准器风格特点相同的唐琴来看，它们的式样并不统一，即便是一种样式的琴，在某些方面也并非完全一样。如汪孟舒先生所藏的“枯木龙吟”与原李伯仁旧藏的“飞泉”，两者都是“连珠式”，且都是晚唐琴，但放在一起就可明显看出二者在某些部位的宽窄上有所不同。再如锡宝臣旧藏的“大圣遗音”与上海吴金祥先生所藏的“九霄环佩”，二者都是伏羲式，造型完全相同，且都是至德丙申款的中唐宫琴，而它们的腹款一个是刻的，一个是朱漆写的，其铭刻也不相同。九霄环佩题名是篆书，池下大印是“清和”；大圣遗音题名是行书，大印是“玉振”，而且池旁还刻有四句隶书铭文，可见同时代的所谓宫琴也是各不相同的。今天经过研究，在这16张风格特点相同的琴中，既有宫琴，也有野斫，即当时的商品琴。这样说，二者又区别何在？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腹款上。从宋人记录的唐代雷氏琴腹款来看，其内容包括年月、作者和制作地点，亦有一种是仅仅记了一个地名的，可见当时民间制作的商品琴腹款体裁如此。而这种腹款多为墨笔书写，古代的墨书腹款流传至今，字迹已经模糊不能辨认，而成为一张无款的唐琴了。如李伯仁旧藏的“飞泉”，在《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中还记有一行墨书“古吴汪崑玉重修”款，而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反复观察，琴腹中的这行款字却已踪迹皆无，这证明墨书腹款年久的确会湮灭无存的。这种无款的唐琴，才是真正的唐琴野斫。另外，在风格相同的16张唐琴中，4张有隶书四字腹款，3张是至德丙申，1张是太和丁未，这种腹款仅仅记下了一个制琴的年代。其中至德是安史之乱，明皇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后所更年号，丙申即肃宗至德元年；太和是文宗年号，丁未即太和元年。带有这种腹款的琴，显然是新皇帝即位之始制造的乐器，应是宫琴无疑。再从这16张唐琴背面的铭刻来看，除两张后漆重刻和一张宋人所刻外，有铭文者仅4张，其余都是池上刻名，池下刻一方大印。在4张刻铭文的琴中，四句的占3张，八句的仅1张。四句的第一首是：“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第二首：“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第三首：“大圣遗音，浑然天成。万籁悠悠，神骇鬼惊。”前两首都刻在有“至德丙申”4字腹款的“大圣遗音”上，第三首之琴虽未见腹款，但铭文内容、风格和气派亦与宫琴特点相合。另一首八句铭文则为：“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抒蕴志，穷适幽情。天地中和，万物咸享。”这些铭文都是原刻，而八句铭中的“至人”、“哲士”、“达”和“穷”，显然不是宫琴铭文所宜有之词，而且它恰又刻在李伯仁旧藏的唐无款“飞泉”之上，从而更加证明无款确是唐琴野斫的标志。前人把以上具有相同特点的琴定为唐琴，称之为“鸿宝”，是完全正确的；而把它们不加区别地笼统定为唐代宫琴，则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还有商品琴(即野斫)在其中。过去古琴家定为宫琴的唐琴，实在是传世古琴中的真正唐琴。
前人所谓“野斲”的实质
今天看来，前人所谓“野斲”的唐琴，大体上是伪品和错定之品。伪品是在腹内刻有唐代年款与作者姓氏的琴，如原北京大兴冯恕旧藏的“松风清节”，琴为仲尼式，漆栗壳色，蛇腹冰纹断，玉徽，玉轸足，琴面较为圆厚，池内刻寸许楷书两行：“大唐贞观五年雷击良材，雷霄监制百衲。”琴音松古但通身楞角錾然，毫无上述16张琴的风格特点。另外，根据宋朝人的记载，西蜀雷氏祖孙三代都造琴，是自盛唐开元至晚唐开成年间，雷霄属于雷氏的第一代人，所作只能在开元年间，今“松风清节”腹款刻的贞观五年，早开元80余年，其伪作痕迹显而易见了。又如金陵某氏旧藏的“飞泉”琴，神农式，黑漆，小蛇腹间流水断纹，琴面弧度较圆，木质甚古，音韵沉静，散音苍雄，按音松透，泛音清越，以声音论自是传世古琴中的上品，唯腹内刻“大唐开元三年雷氏制”，而肩近二徽，足当九徽，且无上述16张唐琴所具有的特点，显然也是一张唐琴的赝品。再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轻雷”琴，为变形圆头连珠式，栗壳色间朱漆，断纹为牛毛间蛇腹纹，圆形池沼，池内刻有大唐年款，知音者谓声音绝佳，作为新发现的唐琴刊登报端，广为介绍。而此琴形制扁平，颇类宋制，不具唐琴的风格特点，即以清人总结古琴形制的“唐圆宋扁”来衡量，把它定为一件唐琴的赝品，一般琴家都不会有分歧意见的，更何况这张琴的项与腰宽度相近，而额之宽度超出肩外，这是传世古琴中罕见的陋形，比之唐琴在造型上的气魄与文秀岂可同日而语？此外，还有许多刻有大唐年款或雷氏款字的仲尼式琴，有的木质朽旧，有的断纹较古，有的音较松灵，唯独与上述标准器比较起来却毫无相同之处，它们是唐以后历代之伪作不会有误的。
至于错定年代和把同名之器认伪成真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如老画师张大千先生旧藏的“春雷”琴，连珠式，黑漆，通身小蛇腹断纹，圆形池沼，池上刻草书“春雷”二字，池之左右有铭文为：“其声沉以雄，其韵和以冲，谁其识之出爨中。”腹中无款。香港琴人唐健垣君所辑《琴府》中，记有曾与张氏会晤的一则谈话，张氏自称所藏“春雷”即元人周密《云烟过眼录》中著录的宣和旧藏。尔后闻岭南人云：“已故古琴家杨新伦先生说过，张氏春雷琴乃解放前夕得自广州，且有似非宣和故物之疑。”后来，台北琴家容天圻先生与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员均将这张春雷琴定为唐斫。该琴长126.0、肩宽22.1、尾宽17.2厘米，其尺度大于传世之16张唐琴，而形制风格、工艺特点均与唐琴不合。琴背池上之“春雷”二字为后刻，而字的结体笔意均系摹自北京琴坛耆宿汪孟行先生旧藏宣和故物春雷琴的题名。显然，把它定为宣和故物唐雷威制的春雷琴就完全错了。它绝不是一张唐琴，但也不能说是唐琴赝品，因为该琴之内外并无作伪的款字，仅仅是摹仿唐春雷琴的“春雷”二个字而已，这不能说是作伪。在清康熙年间刊印的《五知斋琴谱》中，前边部分就有一节《琴背选刻字样》，分两个字、三个字和四个字三类，把古代名琴之名一一罗列出来，以供后人给新琴或无名古琴选刻琴名时参考，于是最著名与最著名大家所制的“春雷”二字就被刻在宋、元、明、清之作的背上，雷威制的“万壑松”、三慧大师制的“秋籁”也比比皆是。如《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2期发表笔者《宋宣和内府所藏“春雷”琴考析》一文之后，听说海外如今有人将上海琴人之形制较扁的仲尼式春雷琴与汪孟先生旧藏的宣和故物、唐雷威制春雷琴相提并论。又如，雷威制的“万壑松”也是《云烟过眼录》中著录的唐代名琴之一，一直是琴家向往仰慕之器。天津古琴家宋兆英先生旧藏有“万壑松”琴，仲尼式，黑漆间朱点，漆色、断纹、木质、声音均古，鹿角灰胎中杂以云母，形制古厚，具有宋琴特征，琴背池上刻寸许楷书“万壑松”三字，一望而知为明以前人的手笔。琴长128、肩宽20、尾宽14.4厘米，在传世古琴中自属上品。而宋兆英先生却将其定为《云烟过眼录》所著录者，并题诗曰：“九德兼全胜磬钟，古香古色更雍容。世间侭有同名器，认尔当年万壑松。”这一来反而成为“白珪之玷”了。再如春云居所藏“人籁”琴，师襄式，朱漆，蛇腹牛毛断纹，形制浑厚，琴长124、肩宽21、尾宽14.2厘米，池下刻小字题记曰：“甲戌秋日得古琴，未刊名款，白下李健三先生过津时审为式系伏羲，纹已蛇腹，天覆地仰，古色斑然，应是唐代宫琴，更一勾拨，声大而宏，许为上品……”。款署“公元一九三四年钟器识于津门寄庐。”本是一张宋斫，就为这段题记迷惑了许多琴人。还有原贵池刘氏所藏的“鹤鸣秋月”琴，通长122.2、肩宽23、尾宽14厘米，琴弧度具宽平之相，腹内无款，桐木斫色灰黄，有细小蛀孔，但光滑整齐无朽旧之感，其造型特别少见。栗壳色漆，面上发冰纹断，经磨碧略具古意，但绝无上述16张唐琴的特点。由于刘世珩收得之后，定为唐雷威斫，又经九嶷山人在《琴学丛书》的《琴粹》、《琴话》、《藏琴录》中一再记述，进行仿制之后，“鹤鸣秋月”是唐代雷威制琴，在古琴界造成定论。名古琴家顾梅美教授得见该琴之后测绘图形，选长沙战国墓之楠木椁照样做了一张，并写下一长篇铭文，称新作胜过唐代雷威。1989年，湖南博物馆将珍藏品运至故宫博物院展览，该琴亦同时来京，笔者有机会将其与诗梦斋旧藏之“九霄环佩”对比研究，由此发现两者绝不相同，从风格特点看，鹤鸣秋月琴不过是一张明代之作而已。
这些琴从本身来看，并未标明制作年代与作者的款字，而是持有者将其附会成唐代之作或雷威所制，甚至肯定为宋宣和旧藏，这是将时代定错的问题，传闻失实的问题，不能把这种琴定为伪品、作为赝品看待。它们原是宋元明清的作品。因为唐琴伪品与前人附会的唐琴是宋以后各时代所制，所以它们只有宋以后琴的时代风格，而无唐朝琴的时代特点。可见过去所谓的唐琴野斫，不过是伪品和错定之器而已。不过，这些琴因系名家收藏过，由名家附会，再经过名古琴家著录之后，往往使后人深信无疑，造成先入为主。
纠正前人错误定论的必要性
以往被前人错定为唐代制雷氏斫的琴，今天都应该予以纠正，恢复其本来面目，不应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下去了。而要在研究鉴别的基础上明辨是非，讲真话。讲真话首先就不可避免要伤害我们尊敬的琴友，因为敝帚自珍是古来之常情，作为一位古琴家，不仅希望自己拥有一张声音冠代的琴，更希望自己拥有一张唐斫的稀世珍品。现在，突然把刻有唐代腹款或已经前人作了定论的琴重新定为宋、元、明之作，甚至是一件赝品，岂不伤害自尊和扫兴！非但如此，甚至因和前辈或师长、太老师的见解、定论发生抵触而有所冒犯，又是一个无可奈何而又无法避免的问题。“为尊者讳”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对自己的尊长或敬仰之人的错误往往概不谈论。不过鉴定文物是一个学术问题，属于科学范畴，应该是非分明，要讲真话，不能搞折中。对于前人没有形成文字的口头谈论，可以避而不谈，不过一旦有文字流传下来，而所论的琴今天还有幸得以存在，有的已经为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将要归国家所有，于是真伪是非的议论自然不可避免，因为这不仅对后人有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文物的鉴定与定级问题。如佛君诗梦的“九霄环佩”与贵池刘氏的“鹤鸣秋月”，前者在故宫博物院，后者在湖南省博物馆，两琴都见于《琴学丛书》，都曾被九嶷山人作为唐琴相提并论。今天看来，“九霄环佩”确是唐琴，而且是一件盛唐雷氏琴的标准器，而“鹤鸣秋月”与之相比则绝无相同之处，就漆色、断纹、时代风格而论，它非但不是唐代之琴，更不是雷威的制作，而是一张明琴。为了明辨是非，我们不得不对前辈的定论加以否定。再如李伯仁旧藏的“独幽”与“飞泉”二琴，在《藏琴录》中被九嶷山人定为两件鸿宝。不错，这两张琴确是唐琴，而且“独幽”还是一件晚唐琴的标准器，不过他仅承认“独幽”是王船山的旧藏，而没有指出王氏定为雷霄斫的错误，因为雷霄是早于太和丁未的人。对于“飞泉”，则无视它与独幽琴的晚唐特点完全相同，竟承认它外刻的“贞观二年”印记。现在“飞泉”被故宫博物院收藏，“独幽”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所以对前者为雷霄斫问题，后者后刻的“贞观二年”问题，不能保持缄默。对古琴界的一代宗师九嶷山人不得已而有所冒犯了。鉴定古琴的客观标准对于鉴定鉴别古琴，今天还是遵从前人鉴定方法的人居多，台湾古琴家容天圻先生在《故宫文物月刊》发表的关于王徽之琴的文章中，甚至明确提出：鉴定古琴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鉴定标准。诚然，今天还不能说已经有了鉴别鉴定古琴的公认标准，但难道因此就只能在鉴定古琴方面随波逐流以讹传讹下去，难道因此就放弃对古琴鉴定方法的研究、探索而理得心安吗？当然不能。自198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提出并通过鉴定传世古琴的专题研究以来，10年之间，对唐琴辨伪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找出了传世古琴中的标准器，找到了盛唐、中唐、晚唐古琴与雷氏琴的风格特点，从而分清了唐琴的真伪，在文物鉴定领域建立了鉴定古琴的学说。现在可以这样说：鉴定古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已经被发现、被掌握了。这个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时代风格与工艺特点，唐代的艺术品、工艺品不同于魏晋六朝和两宋之作，这是时代使然。东晋时期，仲尼式琴还不普及，薄薄的靠木漆胎，又如何能经历1600余年的寒暑而不损坏，这都应该是常识所及的问题。用鉴定文物的方法，着眼于琴的时代风格和具体的工艺特点，就是鉴定古琴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用这个标准衡量日本正仓院的“金银平文琴”，就可以肯定那只不过是一张日本人制作的七弦琴，并不象有些专家学者所认为的是仅有的唐代典型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认识，推翻了某些日本学者因这张金银平文琴而高唱研究中国唐乐要到日本去的妄言。虽然，今天依然有些人是凭传说、款字、漆色、断纹、木质、声音来断定年代，这也是他们个人的自由，他依然可以说鉴定古琴今天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因为认识问题可以保留个人的见解，不必强求一律。不过，凭传说、款字、木质、声音等来定年代，晋琴又何止一张？如果按照用唐琴标准器来比较的方法，在传世古琴中最早的古琴是盛唐器，真正的唐琴仅见到了16张，其余皆系宋以后所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