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泉”琴是传世著名的晚唐琴之一。朱漆，杉木斫纳音为桐木所镶贴，鹿角灰漆胎。发蛇腹间冰纹断。通长122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4.5厘米，琴面弧度漫圆如弓形，底厚1.2厘米，龙池、凤沼均作长方形。琴作方头，项与腰均作内收三连弧形，清康熙间刊印的《德音堂琴谱》定为连珠式，系隋逸土李疑所创作。琴背龙池。上方刻草书“飞泉”2字及篆文“贞观二年”双边印一方，地下刻篆文“玉振”方印及“金言学士卢赞”双边长方印各一。池之两旁刻篆书铭文“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通幽情。天地中和，乃物咸亨”。惟“飞泉”2字与“玉振”印及篆书铭文为早期同时镌刻。名与印且填以金漆。断纹已通，“贞观”与“金言学士”2印之刻工晚于前者，但均非近代所刻。琴音清润松灵。温劲而古。
此琴在民国初年为北京琴坛名器之一，由古琴家李伯仁所藏，孪氏另有晚唐“太和丁未”款“独幽”琴。“飞泉”大约在1944年秋冬之际，被人送至地安门大街某银号作借款抵押，经人发现遂转告其友程子容。程子容名宽，为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弟子，即请平湖先生为之鉴定，管氏因以同门琴友故人旧藏之鸿宝相告，程子宏遂以重金易之归藏于其家。1979年春夏之交，程子容从家乡平陆写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愿意将珍藏三十余年的唐琴“飞泉”捐献国家，以后经国家文物局批转，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并颁发奖金、奖状。
至于李伯仁得“飞泉”琴的经过，在他的《玄楼弦外录》中以《飞泉》为题，述说了约在1920年间旅居京师时，遇一壮士称其父病，出琴一、剑一求售供药饵，李赠以百金，受琴而却剑，“后以漆落不能下相。付厂肆义元斋张虎臣修理，虎臣曰，此余少时在来薰阁所见物，别来六十年矣，犹在京师耶？始为刑部某主事所藏，某不善琴，当字画张挂耳，何至入君手？余告之故……”。
在传世唐琴中，除少数有“至德丙申”、“太和丁未”4字腹款与个别后添腹款者外，其他的都不见款字，它们可能就是西蜀雷氏之作。在宋人笔记中，所记雷琴往往是墨书腹款。“飞泉”未见有腹款的记载，但在半个世纪前的《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中，还记它有一行“古吴汪昆一重修”的黑书款字，而今巳涣漫演没，何况千年以上的墨迹？今“飞泉”与晚唐“太和丁未”款宫琴的风格相同，材用杉木，而池沼间纳音表之以桐，与雷琴的特点相同，但形制巳失去浑厚古朴之象，而代之以秀美的气质，且纳音制作所常琴无异，与《东坡志林》所述“雷氏子孙渐志于利，追世好而失家法”之说相合。因此，可以认定“飞泉”是一张晚唐雷琴。
对于唐琴两侧的项与腰内收增厚部分，要将上下之边做圆，使楞角线向中移动，缩小与其上下端侧面厚度的差距，于琴头额下亦加工成向上斜出，以减簿这几个部位的厚度，这是唐代古琴独具的特点。晚唐琴由于面板的弧度变化，面上项腰内收的厚度已不甚突出，故仅将底上两处的楞角做圆，可见唐琴的这种传统风格在不断演变。今天从琴背上项腰做圆的情形看，“飞泉”与”大圣遗音”确是相同，但就两琴的铭文看就不同了，“飞泉”的铭文中有”至人”、“哲士”及“达舒蕴志，穷运幽情”之词句，显战不是宫琴所宜有著，从这个角度来看，项腰做圆与额下斜出实为唐琴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