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蓓蓓
浅论古琴的文化内涵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王维的咏琴绝句《竹里馆》，表达了古人对古琴艺术的一往深情。就在不久前的2003年，中国的古琴被联合国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当中，这不可不说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中国的古琴原是仕族们借以“明志”的工具，故有“士，无故不彻琴”的说法。在周代，琴是十分“私人化”的东西，它不会用在宴乐之中。原因之一是琴的发音很轻弱，不足以从朋客们的咀嚼声中送入耳膜，它只是宜于向自己表达理想和情绪的乐器。周代以前，琴是民间的，从不象古代君王夜宴时的钟、鼓那样因“声音洪亮”而为贵族所重视。当时，它的号召力是比较差的。可是到了周代，它成了仕族门的“家乐”。仕族可以在私人的访谈交流时从琴音中探听出彼此的“心声”！所以，琴也许就这样“重要”起来了。上古， 琴是没有琴谱的，有一种人是职业的“琴师”，他们一辈子往来于仕族子弟之间，教琴、演琴。那时还出现了世代教琴的琴师家族，如孔子的老师叫师襄，即琴师世家“师”的后代（师的古意就是教琴者的意思）。在师襄之前，还有因为在教琴时得罪郑卫侯的宠姬被鞭打了三百鞭的师曹，有在晋侯面前反对“靡靡之乐”的师旷。可以说孔子是受过耳传口授的专业训练的，故而，操琴成了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必学的“六艺”之一，它是文人提高自身修养的必备的武器。中国的文人抚琴，目的不仅仅是单纯将音乐呈现出来而已，其中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听一个人弹琴，如同在读一个人的心，琴彷佛像一面镜子，将人内心世界映照出来，借着琴音的传达、抚琴的姿态与神韵，能了解这个人的性情。五千年来，中国的“古琴”除了演奏外，还承继着儒、道两家的修身养性、教化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形成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内涵。古琴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和道家顺应自然、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传统琴曲主要用五声音阶，即五正音，这可说是儒家中和雅正思想在音乐上的落实，而琴乐清虚淡静的风格和意境则主要为道家思想的反映。整个古琴艺术被称为琴道确实有其道理，因为对古琴的欣赏和认识不能只单一地从其音乐曲调去理解，而是从多方面去理解琴而为道的涵义。
一、古琴与教化
蔡邕的《琴操》记载：“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宋史乐志》：“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汉代扬雄在《琴清英》中也说：“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舜弹五弦琴而天下治。”可见伏羲氏 、神农氏作琴，如同周公制礼作乐、孔圣人以“德”教化人民一样，都是以乐教化人心的。
中国的琴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乐教、诗教传统有关，儒家文化儒始终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念，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文化占有优势地位，他的“文以载道”的思想在琴学中就成了“琴以载道”的思想，文人的琴也就与乐教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先王乐教”，周代也有周公制乐的记载，这种礼乐教化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娱乐，更是在中国长期的政治、伦理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于是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其实，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乐教并没有失传。中央音乐学院古琴大师李祥霆教授就曾经举办“唐人诗意即兴演奏音乐会”，这种普及性音乐会上观众当场命题，大师即兴演奏，一唱一和，别开生面。李祥霆教授将唐诗与古琴演奏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众多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欣赏到诗、乐智慧的至臻至美境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民族器乐“乐教”传统的独特体现。在儒家看来，琴乐不仅可以使人从个体上达到身心的和谐、畅快，还能通过与礼的融合，使个体的情感在自然满足的同时，受到礼的规范和制约，自然性情感与社会性情绪和谐起来，使纯感性的情感打上理性的烙印，消除对立，达到“人乐和一”的完美境界。在道家看来，琴乐可以使人由蝇营狗苟的世俗之人上升为“神人”、“圣人”，从而弃绝个人的利害达到“物我两忘”的“无我”化境。同样，道家庄子进一步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而那些杂乱、浮躁的声音都不是美声、不合常理，化境之中自在松弛弹奏的“和而不乱”才是美乐。
明代琴师徐上瀛在他的《溪山琴况》中写到，“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其首重者，和也。和之始，先以正调品弦、循徽叶声，辨之在指，审之在听，此所谓，以和感、以和应也。”“凡弦上之取音惟贵中和，而中和之妙用，全于温润呈之。若手指任其浮躁，则繁响必杂，上下往来音节不成其美矣。故欲使弦上无煞声，其在指下求润乎？”圣人造琴以理天下人之性情，而琴乐在乎中和圆润才能入耳，任由手指无章法地乱弹杂乱的声音就是噪音。其实，无论东西方乐器在奏乐之前都要调音以正视听也是这个道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这里的“音和”上升到“家和”、到“人和”，最后到儒家的“天人和一”和道家的“乐与天通”就是要达到“乐教”的最终目的。“中和”而不走极端，与自然相谐，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思想之一。
总之，以“和”为理想的古琴艺术，它体现了以“声和”为特质的“和”性音乐美学观，它同时承载起善与美、人与神、历史与未来的神圣使命，表达了“德音不瑕”的庄严命题。
二、古琴与修养
古琴作为一种艺术，始终代表着中国文人修身养性、寄情抒怀的生活追求。古人抚琴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与琴曲的情绪，融合其中，进一步影响内在心理的调整，久而久之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据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不进。师襄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黯然而黑，几然而长，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师襄避席再拜曰：'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
这段话的大致意义是：师襄子四次劝说孔子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四次拒绝，第一次时孔子说：“我刚学会这首琴曲的曲调，还没有理解它的结构。”第二次时他说：“我已经理解这首琴曲的结构，但还没有领会它的意蕴。”第三次时他说：“我已经领会了这首琴曲的意蕴，但还没有了解作者的为人。”第四次时他说：“我已经了解作者的为人，但还没有把握作者的形貌。”第五次师襄要孔子学新曲，他说：“通过乐曲，我仿佛远远望见作者心胸宽广、思想深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乐曲。他皮肤黝黑，身材颀长，称王天下，接见诸侯，想来恐怕是文王吧！”师襄子离坐起立，拜了两拜，说：“说得好！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乐曲是文王作的。”所以，孔子凭借文王所作的乐曲，了解了文王的胸襟。正是在孔圣人这样的先贤榜样的感召下，历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以“抚琴”作为人生修炼的功课，并从中领略“曲”-“数”-“意”-“人”-“类”的逐步升华的学养意义。可见，古琴不但有乐教的功能，同时还能够激活生命的情感空间，前承古人、后继来者，与古人今人产生巨大的心灵的共鸣，以达到陶冶性情的目的。
自号“六一居士”的北宋文人欧阳修是有名的琴家，他曾在《六一居士传》中这样写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语虽诙谐，但也是他这类文人寄情于琴的生活写照。更为有趣的是，欧阳修还从琴中发现了治病的新功能，他在《送杨置序》中写道：“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体也。”他认为弹琴、听琴可以达到养生，乃至治病的目的应该说是有科学依据的，例如《平沙落雁》等曲情绪平和，就很有益于一些患者治疗的。
可见，弹琴的过程是美妙的。但是，弹琴也是必要有其环境的，在空灵的环境中的弹琴，自然而然的，人的性情也可以得到修养和升华。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有过这样一段话：“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上头，或在林石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崖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
弹琴要求琴者要把心安定下来，浮躁者是弹不出美音的，全神贯注地将自己内心的心弦与古琴的琴弦相融合，用自己的气息、熟练的手法，传达出琴的意趣和自己的意念，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体会出心灵与琴弦契合的妙趣，体会出超凡脱俗的意境，如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何病而不可除？
中国的古琴，是中国最有风骨的乐器，古人讲“琴棋书画”， 把琴放在第一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代表着一种气， 一种度， 更甚至代表一种高扬的人格。在某个寂静的夜晚，听一曲宋琴大师刘赤城演奏的《流水》，或放一首明琴大师张子谦的《平沙落雁》，那感觉，真是酣畅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