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理论家齐如山在他的《谈四脚》一书中，谈到陈德霖，称他是一个“划时代的角色”。陈德霖上承时小福、余紫云等老一辈青衣的传统，下启王瑶卿、梅兰芳等新派旦角表演之风尚，是京剧史上一个特殊的过渡性人物。陈德霖在表演艺术上尤其对王瑶卿、梅兰芳等人产生过重要影响：
青衣张嘴，自余紫云已开始，陈德霖学之，瑶卿又学之，遂发达起来。梅兰芳学瑶卿，又发扬光大了许多，于是乎成了青衣唱法的正宗，风行了全国。陈德霖比张紫仙他们微晚，比瑶卿较早，但都可以算是同时。德霖最初学的昆腔，所谓有昆腔的底子，念字相当讲究，非瑶卿、兰芳他们所及。虽是昆腔的底子，而念字口音开放了许多，此大概是因为时小福、余紫云二人，念字已比老脚趋时，德霖效仿他们，而又光大了许多……到了民国七、八年以后，多数的观众，就欢迎兰芳（此时瑶卿早已塌中），对于德霖就不大注意了，瑶卿、兰芳虽然很红，但他们得德霖的好处都很多，德霖虽是昆曲底子，给后辈讲戏、说腔，则很趋时，瑶卿虽然说学余紫云，但紫云死时他不过十六七岁，且紫云已有多年未登台，瑶卿从何处学起呢？所以说他还是得德霖的好处很多……兰芳初年口太敞，后经补学昆曲，又经陈德霖给说说，虽稍收敛，比从前好听了许多。德霖张嘴音，虽然不及他二人好听，而他二人之所以好听，得德霖的益处实在很多。
齐如山还在书中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陈德霖青年时期刻苦训练的情景：
德霖不久就倒了仓，六七年未能唱戏，可是他奋斗了好几年，每日清早，太阳不出，就在先农坛及天坛坛根，去喊嗓子，风雨无阻，一日未尝稍懈。自己常难过，且气得哭，自己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平平一安安地把嗓子恢复过来，单我受此又冷又累之罪呢？”自己蹲在城根，哭会子，无法，还得起来练……大多数唱戏之人，都要每早起来喊嗓子，喊嗓的人虽很多，但像德霖去的这样早，喊的时间这样久的人，实在不多。
在陈德霖倒仓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谭鑫培无意间的一句话曾给陈德霖带来极大的刺激，这中间发生过一段有趣的轶事：
一日同老谭（谭鑫培）谈天，老谭说：“德霖，你见过哪一个好脚，是由坛根出身呢？只要祖师爷赏饭吃，总不会饿着。”言外是，你不必受这个苦，倘祖师爷不赏饭吃，你受多大的苦也没用。老谭这几句话，自然也有点开玩笑的性质，但德霖听了他这几句话，非常难过，一生不忘。
记得民国七、八年之间，我们几个人谈天，德霖又提起这几句话来，他说：“……我越想越有气，越想越觉着自己不够劲，继而一想，你说我不成不是？我偏要用功，祖师爷不给我嗓音，我没法子，我拼命地用功，祖师爷对我也没法子，闹得他不好意思喽，也许给我条好嗓子……”由此，我更是天天去坛根，练两个钟头，回家还要唱两段，如此者不到两年的功夫，嗓音居然有了希望。越高兴越起劲了，如此者有几个月，居然回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在馆子中唱戏，一次演堂会戏，我暗含着求了求朋友，跟谭老板、刘永春来了一出《二进宫》。未唱之前谭老板以为我唱不下去，一上台，他惊讶极了，他问我：“你用私功来着吧？”我说：“由坛根练出来的。”
不管谭鑫培所说的话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陈德霖将其视为一种莫大的讽刺，也把它作为鞭策自己苦苦奋斗的动力，终于在两年之后，嗓音得以恢复，这也说明其所下功夫之深。
齐如山还谈到了陈德霖为人谨慎、不事张扬的处事态度，有两件事可以作为说明：一是他在扮演萧太后这一人物时，神情步态模仿了西太后的形象，虽深受观众欢迎，但在公众场合下从不敢承认此事。
德霖在宫中演戏已久，每次都看到西后入座观剧的走法，他把西后的步法、姿势、身段，都看得很熟，且在家中私自也常模仿练习，日期长久，学得很像，但别人都不知道，一次他去《雁门关》的太后，一出台，就学的是西后的脚步，但台步之间有唱功，走不了几步，就得立住，学得虽像，大家还不大理会，及至进场时，因为斜场下，他特别往上场台柱多走了几步，如此则由上场台边到下场门，距离较远，多走些步，可以使他的步法、姿势，很容易明显，他进场之后，不但太监宫女们，看着像西后之行走，连个妃嫔，都以为极像。西后大乐，不好意思夸他别的话，只说了个“他可真聪明”……后来他说：“这个在宫里头，不能承认的，你要说实在是学佛爷，她高兴夸你两句，自然是很好；但若不高兴，说你擅敢学我？也可降罪的。”
陈德霖的这番真实想法，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悄悄对齐如山吐露的。虽然在塑造人物上，他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是在宫中当差，为太后演出，他是极其谨小慎微的。
二是陈德霖拒绝重赂、未准史松泉《施公案》一戏进入宫中演出的举动，足见其善于避祸自保的心理。史松泉原为光绪时期户部书吏及银库经承，后因事被参，革官遣戍，期满返回京城，常常观剧自遣，与福寿班诸名伶多有往来，尤与陈德霖等人交好，作《施公案》一剧，经福寿班排演，想请陈德霖引荐，入宫演出，对此齐如山披露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事实：史松泉“贿报死亡，后来又不甘自作黑人……请德霖把此戏带往宫中去唱，乘机奏明西后，说这是某人所编，或可得恩旨免罪……德霖以为此事恐有不妥，不愿在宫中去演，经史再三请求，许以重赂，德霖不得已，告知南府总管太监常谋。德霖说：我虽然同您谈此事，我可并不想实现，因为史是有罪之人，我等不应该干涉，再者，倘被御史知道了，给参一本，那可更受不了。总管常谋也是这种思想，遂作罢论。”从以上两件事中可以看出，陈德霖做事极其小心、谨慎，遇祸恐避之不及。
齐如山还专门介绍了陈德霖在宫中编戏的情况：
光绪时代，西后虽想娱乐，但国事日紧，从前的乐部和声署等，早已裁撤，没人再来编戏，所以在西后时代，宫中所编排的戏，都有德霖帮助；别的戏，他帮助少，就是《昭代箫韶》这本戏，他出力就很大。《昭代箫韶》原为昆腔，此次改为皮簧，却是一件很大的工作……西后又不好意思交翰林院，于是就大家胡凑起来，西后自己编的唱词也很多，德霖除安置场子并编词句外，还要把西后所编之词，都安上唱腔。德霖常对我说：“老佛爷所编的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大恭维。可是有许多词句，真是难以安腔，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迁就。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她便得意，自以为编的词句好，容易唱；倘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不好说她词句不容易唱，她说腔安的不好，所以她编一套词，交下来安腔，就得出几身汗，最初是很难，因为腔安的好听，字音则不正（戏界名曰倒字），字音正，腔又不容易好听。所以要大费斟酌。”
陈德霖为西太后编戏、谱曲，固然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陈德霖所具备的多方面的才能。作为一个演员，他在青衣一行的演唱上技艺精湛，在艺术传承上承前启后，而在编剧谱曲方面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能在宫中参与宫廷大戏的编排演出，在当时的梨园界中，他是唯一的一位。
齐如山十分赞赏陈德霖的人品，说他“道德很高，极讲信用。第一当来手，不赚无理之钱；第二不乱收徒弟”，不好女色。以前，梨园界凡有团拜、庆寿或唱堂会戏，预先总要请出一位熟知演戏各事的人当戏提调。为戏提调充当助手，承办演戏的具体事宜，到各角家中前去约请的人被称作“来手”。“来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梨园界中的内行；二是与各名角联系紧密；三是与常任戏提调的人走动频繁。当然有些“来手”在约请演员的过程中，谋取私利，赚些黑钱，已被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现象，而“陈德霖向来不大敷衍人，可也不赚黑钱……所以大家对他多有好感”。再有，拜师收徒在梨园界本来极为正常，但是一些别有用心、大捧坤脚的人，极力怂恿她们拜名脚为师，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避嫌，陈德霖往往对女角们“以躲为事”，“向来不大收徒弟，”但他“对后辈极肯指教，且极殷勤和蔼，例如他跟兰芳，并没有拜师，可是他对兰芳无一处不尽心；而兰芳对他，也无处不以师礼待之。”由于陈德霖在梨园界声望极高，所以常被王瑶卿等人以“老夫子”称之。
光绪中叶，陈德霖成为梨园界青衣一行的主要代表性人物，40岁以后，因年老扮相稍差，便专演青衣为主的剧目，被人称为“正宗青衣”。对此，陈德霖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与齐如山的交谈中说：“人家说我是正宗青衣，意思是恭维我，我能够不接受么?可是我听着这句话，比骂我还难受，他们以为我不唱闺门旦的戏，不唱花哨的戏，说我规矩；其实我年轻扮相美的时候，我一样地唱《闹学》、《琴挑》、《惊梦》、《乔醋》、《穆柯寨》、《活捉》等等，如今老了，五十多岁的人了，扮相差了，不专唱青衣的戏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只唱青衣的戏么？那我不成了子货了吗？”这一番话可以说明，他是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克服其扮相上的弱点，突出他在唱功上的长处，也就形成了大家所认同的“正宗青衣”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