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克认为歌剧的灵魂应当是戏剧本身，任何影响这个本质的东西，诸如大量无聊的陈词滥调和与剧情毫无关系的大段歌咏，都应当毫不留情地删去。并在宣叙调加入伴奏。
但是，格鲁克的这些思想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在他所处的时代，评论家们和上流社会的观众最不适应的一点就是格鲁克的歌剧没有好听的咏叹调，旋律性不够是对他最多的批评。
在《伊菲姬妮在奥利德》获得成功之后不久，格鲁克就开始着手改编《奥菲欧与尤丽蒂茜》和《阿尔切斯特》。1775年8月2日，《奥菲欧与尤丽蒂茜》在巴黎上演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格鲁克歌剧改革的思想。
但格鲁克在巴黎的朋友和敌人一样多，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格鲁克，因为如果打倒了格鲁克那么对那个“外国女人”玛丽·安东奈特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音乐批评在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之后变得已经走了样。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格鲁克在创作新歌剧《罗兰》（Roland）的时候一度离开巴黎短期回维也纳接受玛丽亚·特蕾莎女王授予自己宫廷作曲家职位。他前脚刚走，敌对者们就四处活动让意大利作曲家皮钦尼（Niccolo Piccinni，1728-1800）根据同一题材也写一部歌剧。
对于格鲁克来说，这种卑劣行径让他感到愤怒，他从维也纳匆匆赶回马上发表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这下子，原来幕后的暗斗变成了现在台前的明争。天真的安东奈特马上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格鲁克阵营的主帅，而马蒙泰尔等一批音乐界的老顽固与反对安东奈特的贵族们迅速接成一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卢梭、伏尔泰也赶来凑热闹，巴黎大大小小的沙龙也分成许多派别，相互争论甚至谩骂，没过多久，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被卷了进来。大大咧咧的巴黎人这回似乎非常认真，他们投入地写文章发表在各类杂志上，有时候说理不通就投入地吵架甚至动手，结果，很多沙龙就此解散，也成为了18世纪70年代末巴黎的独特一景。自从二十年前的那场“喜歌剧之争”后，如此大规模的文艺论战在巴黎已经很少见了，其实，巴黎人都有点瞎起劲，意大利歌剧的生死存亡或者兴衰荣辱与他们又有多少相干呢？作为当事人的格鲁克和皮钦尼也感到有些茫然，作曲家并不是思想家，他们也无意成为思想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赢得观众。1777年，格鲁克准备创作歌剧《阿尔米德》，这下可让保守派们一片哗然，因为吕利曾经写过《阿尔米德》，法国人早已把这部歌剧看成是法国歌剧的典范（他们似乎忘记了，吕利也是外国人），如今格鲁克却如此大胆要重写这部作品。于是，批评、谣言纷纷而起，关键时刻，安东奈特又用自己的权威帮助了格鲁克，平息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同年9月23日《阿尔米德》首演获得了成功。
虽然争论依然在继续，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格鲁克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1779年的他启程返回维也纳。晚年的格鲁克就在维也纳郊外一个叫佩屈托德霍夫的地方买了栋大房子，和老妻过起了悠闲自得好日子，再也没有作曲，也不愿与人谈及在巴黎的一切。不过，公正地看，如果没有在巴黎的歌剧改革实践，也不会有格鲁克在歌剧史上的应有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对后世作曲家的深远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