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家王健，现任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大提琴系国际部主席
著名华人大提琴家王健，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演奏“巴赫无伴奏完整组曲”的音乐家，在大提琴领域，这套组曲难度系数极高，堪称经典。2017年，王健应邀担任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大提琴系国际部主席，华人音乐家在音乐教育的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王健而言，巴赫是他内心永存的密室，是他灵魂的避难所。巴赫的音乐享誉世界，但他认为，现代人的生活安逸，难以体会到巴赫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敏感，需要具备肃静的能力，用心聆听，才能真正抵达巴赫的音乐世界。
音乐无国界 巴赫是灵魂的避难所
新京报：说起巴赫在当代的演绎，我们无疑要想到你，你是为数不多有能力演奏巴赫无伴奏完整组曲的大提琴家，在你的演奏生涯中，巴赫意味着什么？
王健：巴赫毫无疑问是音乐之父。他的音乐总结了之前，指明了后来。他的大提琴组曲对我来说是自己心里永存的密室。巴赫的音乐是对人生信仰的创作，我始终为这种信仰而感动，他所处的时代生活艰难，生命时间不如现代人长久，他的20个孩子中，有11个先于他去世，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生活是多么艰苦和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强烈而敏感的，所以巴赫才能写出这种音乐，在他的音乐里你可以听到对幸福的渴望。
巴赫无伴奏组曲不是靠冲击力来吸引观众，它可以引发人们内心的美好与感动。它们成为我灵魂的避难所。在我演奏了很多的协奏曲，感觉疲惫的时候，当我厌烦音乐的时候，我就独自演奏巴赫。接着，所有的东西变纯净了，我的灵感也回来了。
新京报：据说在巴赫那个时期，音乐是作为“科学课”的一门来学习的，有一些类似于“黄金分割线”这样的理论。你觉得在演奏巴赫时，这些“科学公式”对于演奏有帮助吗？还是更多地局限了音乐表现的“自由度”？
王健：理论很重要。但是在艺术领域，我个人认为感性更重要。理论是总结，理解感性的工具，而感性是指引我们的明灯。演奏家要奏出动人的音乐，首先自己要对音乐有强烈的感受力，光懂得理论而没有感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和奏出感人的音乐的。
新京报：你觉得音乐家对音乐“强烈的感受”，更多地来源于音乐教育、家庭背景、社会氛围，还是与生俱来的呢？现代人的生活与巴赫所在的时代截然不同，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他的音乐世界的？
王健：对艺术的感觉必须有与生俱来的种子。大多数人有这个种子，有些人通过追求、培养和后天的经历，能使这种感觉更强烈。
音乐讲的是人性。人性使全人类成为一体。不分种族、文化、国家和时代。音乐是人们心灵的结晶，更是灵魂的探索。巴赫心灵中的美好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因为我们所有人心灵中都有美好。音乐是让人们心灵之间产生共振的媒体。我会努力体会巴赫当时的审美观、人生观，以及整个欧洲文化的趋向性，来帮助我体会他音乐里的追求。
出色的演奏家 永远是创造者，而不是翻译
新京报：你觉得演奏者应该原汁原味地演绎巴赫当时的审美观、人生观，还是应该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毕竟，我们的乐器不同了，表演技术也不同了，比如揉弦、运弓等等。你是更喜欢巴赫那个年代的演绎风格吗？
王健：我觉得，用当时的演奏方法，更容易找到巴赫音乐的美好。但是，原始的乐器和演奏方法有局限性。巴赫如果听得到现在的乐器声音和演奏水准，很难说会不会觉得更喜欢。所以，要注重巴赫当时音乐里的虔诚纯真、朴素和豁达，手法和技术应该放在次要地位。我不赞同欧洲许多人把音乐演奏搞成考古学。演奏家永远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翻译。
新京报：现在国际音乐比赛常常把巴赫作品作为第一轮的规定乐曲，为什么演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一个演奏家的能力？巴赫与别的作曲家有什么区别？
王健：巴赫的作品最能反映出一个演奏家的内心世界。许多作曲家讲的是他们的故事，而巴赫作品所反映的更本真，更接近于哲学，给予了演奏者更大的再创造空间。没有两个优秀的大提琴家拉出的巴赫是一样的。拉巴赫，只要有充分的自我感受，就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有时候，比赛有点像哲学演讲论坛。比如，下面坐着孔子、老子、孟子之类的哲学家评委，偶然来一个柏拉图站在了讲台上，他的哲学必定会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因为柏拉图已经有自己的哲学了。孔子、老子、孟子必定会对他的哲学打分，意见不一。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讲台上，讲的是他对现有哲学的理解，他聪明、锐捷，有理解哲学、推进哲学的能力，但还未有自己的哲学。这不会引起某些评委的反对，但所有评委都觉得他有成为哲学家的天才，这个人就有可能成为第一名。而日后，柏拉图的理念流传与否要靠时间考验，而第一名的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有可能无法自成一体，被人遗忘。
大多数时候，比赛比的是能力，绝大多数人在30岁之前不可能定型，也不可能有登峰造极的艺术造诣。比赛比的几乎全是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对乐器的操控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对音乐的感受有多深，格局有多大。赢得比赛只是第一步，而能否自成一体、成为艺术家，则是一辈子的事情。
追求美好 巴赫音乐里的生命哲学
新京报：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每个音乐家表达巴赫音乐的手法也会随之变化。你曾说，“巴赫的音乐有很多旋律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比如谦逊、愿望不要成为欲望、喜爱但不一定占有”，你觉得中国人在演奏巴赫时，会有天生的些许优势吗？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学生会喜欢演奏巴赫，也只有少数听众热衷于去音乐厅欣赏巴赫？其实，演奏巴赫的满足感，远超于一些炫技曲甚至协奏曲。
王健：是的。人的逐渐成熟，使我们对生命中更本真的东西看得更清楚。大多数古典音乐有娱乐的成分，需要取悦于买票的听众。巴赫的音乐不同，他的职务和地位使得他不需要娱乐听众，他的音乐是为了唤醒人们心灵中的神圣而写。大提琴也有炫技的曲目，但是不多，它的强项是抒情。开独奏音乐会时，我会注意曲目的搭配，让听众的情绪在不同曲目中有调节和变化。
巴赫的音乐与宗教密切相关，我确实在巴赫音乐里感受到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他的音乐完全打动了我，没有德国血统或者没有与他共同的宗教信仰，我并不感到紧张，我可以用我的方式理解他要诉说的东西。他对上帝的思考我不懂，这样反而给我提供了空间。我每次演奏的时候，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新京报：这给我们中国乃至东方演奏家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就是音乐总是跨越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我们需要更自信地去寻找自己的演奏中想要表达或创造的内容。你熟知国内外的音乐教育，你觉得在巴赫的音乐教育中，我们国内还缺少什么？学生常常看到“赋格”就被吓到，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多的孩子热爱巴赫，更好地掌握巴赫音乐？
王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提高中国孩子对巴赫音乐的理解力，就是多听管风琴演奏，因为这是巴赫用过最多的乐器之一。但是，中国现在听这个乐器的机会不多，需要去找一些资料。这是从感性上去理解巴赫，从理性或技术层面，则需要用乐器分析的手法，来学习他作品中的音乐结构，这样可以帮助自己理清头绪，拉起来会更有章法，两者都不可或缺。
新京报：音乐艺术离不开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我常常思考，虽然巴洛克时期没有电子设备、数码产品，很多乐器演奏上的技术也都没有探索出来，比如高把位，或者浪漫派的揉弦等等，但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向往，对于情绪的宣泄是不会比现代人少的，甚至更多。巴赫创作的管风琴音乐有非常多的声部，这个在弦乐器上一定要有非常良好的声部概念才能让乐曲有意涵。你觉得在巴赫多声部的乐曲中，是否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方式？还是说，巴赫为后人留了足够的空间去二次创作？
王健：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我每一次对巴赫的演绎都是不一样的，每次都格式化自己，把自己排空后开始对之有新的理解，我觉得近年的理解就更原始、更直接一些。你知道音乐表达比较直接，不隐晦，不需要中间的传递，所以我不完全是自己理性思考后的情感。
我在演奏时，经常感觉灵魂在半空中，没有依傍，能特别深入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有人说大提琴是比较孤独的乐器，我喜欢用这种乐器表达巴赫。我想象巴赫孤独、脆弱的灵魂，历经苦难，可是没有放弃对美好的追求。尤其是一些慢的乐章，是在祈祷，明知道没有希望却还存在着期待，他不放弃。
特约采访/陈佳峰（小提琴家、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