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晓伟 《深圳特区报》2017年11月13日
不久前一天傍晚，街心小公园响起一段昂扬的旋律，是带有进行曲味道的《卡门序曲》。循声望去，一只有录放功能的黑色大音箱放在空地中央，跟随音乐，一个女领舞者右手举起，导引其他女舞者列队穿插，组合，活脱脱一版街头的“女斗牛士之歌”。舞者高抬头颅，眼神高傲的投入表情，既像卡门，又似战士的角色，让人忘了这原本是广场舞，却如同一部歌剧的排演片段。
《卡门》写于1874年，1875年在巴黎歌剧院首演，遭遇惨败。作曲家比才三个月后因此忧郁而终，终年37岁。《卡门》因“赤裸的感情”而被说成“淫秽作品”，比才临去世之前曾整夜徘徊在巴黎街头。今天看来，这部歌剧的音乐奔放、火辣，充满异国情调；而场景又极其“现实”地放入民间，皆是对当时审美风俗的挑衅。梅里美的小说问世时就遭到诟病，因为作品里没有“爱之死”的崇高——这原本是浪漫主义的一贯美学。最要命的是“卡门”作为诱惑的化身，桀骜不驯，作品似在表达“欲望高于一切”的内涵。反讽的在于，比才死后，歌剧《卡门》成为世界上演出场次最多的歌剧，圣桑与柴可夫斯基当时就预言其将是“最受欢迎的歌剧”。
北京国家大剧院一直打造国际团队，排演与上演《卡门》，可见国内歌剧迷对它的喜爱。究其原因，还在于“自由与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关注的中心题目，无论是当年对易卜生“娜拉”的讨论，还是鲁迅的《伤逝》，以及1980年代对司汤达的于连的认知，爱与自由的悖论几乎成为了全民话题。其实，在欧洲文化深处，爱的真正链接对象是死亡。诺瓦利斯的《蓝花》，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无一不是把所谓“爱的自由天空”交给了死亡。爱，是对死亡的唤醒，而非一对苦鸳鸯逃出是非之地，过上花好月圆的日子那么简单。爱的牺牲，不仅是基督教神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内容。梅里美与比才之所以不容于保守势力，在于颠覆了传统，与纵火犯无异。
《卡门》的音乐弥漫热血气息，咂摸起来还有欲望的味道，在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回事，而恰恰与时代之流相合。想来《卡门》被国人喜爱，除了进行曲的嘹亮之外，还有麻辣与火热的氛围，所谓“热闹的生机”乃兴旺的标志。至于“死亡”的内涵，广场舞的女斗牛士们没有兴趣。鲁迅的“拿来主义”说，只需取有利于国人自身的一极，其他的不用问起。但他也说过，外国的任何东西，一到这里就变了模样。就接受美学与影响的焦虑而言，焦虑在我们这里从来就是多虑。我们有的是实用主义良好的消化系统。
小克莱伯是指挥歌剧的高手，平时如隐士人间蒸发，发现冰箱里没有食物时，才出山手拿指挥棒，挣够钱后，就又销声匿迹。英国一份古典音乐杂志把他评为20世纪指挥家的第一名。有人说他用一种几何学打造音乐，呈现的作品异常完美。他指挥的《卡门》，被业界称道为干净，有序，自成一格。卡拉扬领衔柏林爱乐与巴黎国家歌剧院合唱团，与巴尔查、卡雷拉斯合作过一版《卡门》，由宝丽金出品，三张唱片，也为许多乐评家看重。
歌剧女主角卡门出场时的著名唱段《爱情就像自由的小鸟》，用哈巴涅拉舞曲的曲调写成。这种曲调来自非洲黑人舞曲，经由古巴传到了西班牙，最后为比才采用。里面的歌词“如果你爱我，我也爱你，你可要当心”，是一句不祥的谶语。在爱情降临时，谁人真正当心过？只有饱经风霜与千锤百炼的人才会像诗人叶芝说出，受不了“爱情征收的滔滔泪水”。从更高意义上，爱情是索要与卡门相遇者的命。当年国人传诵一首裴多菲的译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问题是，有过绝对的、全都可抛下的自由吗？如果人们看不到《卡门》里的死亡，爱与诱惑的意义与指向，未免太模糊了。
西班牙文化有一种诡异与魔幻的情调，《卡门》是其文化与法国文化的结合。歌剧里烟雾弥漫，主人登场，但火焰暗暗握着指向死亡的毁灭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