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马勒？从个人层面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论。但是马勒的意义要比个人层面要多，像弗洛伊德一样，马勒探索了自己生命中的事件，将其作为人类处境的样本。他写下的每个音符，都在尝试理解和治愈人类存在的痛苦。
他儿时便看到兄弟姐妹的棺材从父亲开的小酒馆后门抬出去，而前厅依然唱歌喝酒热闹非凡。他的“第一交响曲”便是对漠视孩子死亡的抗议。“第二交 响曲”则宣布没有任何教堂或任何信仰可以主宰人死后的世界。“第三交响曲”是为环境而悲哭，一曲工业进程毁掉美丽风景的挽歌。“第四交响曲”中乐队首席须 放下宝贵的小提琴，演奏吉普赛提琴，以此暗示社会中对少数族群的排斥。“第六交响曲”是对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可怕警告。
于马勒而言，个人的永远是政治的。他从来不是街头鼓吹者，而是将深刻的焦虑掩藏于一种保护性的反讽层面中，这也是他最伟大的音乐发明。塞缪尔- 约翰逊对反讽的定义是：说一件事，但意思是另一件事。马勒笔下的每一个乐句都能转化出颠覆性的涵义（马勒式的反讽使得之后的肖斯塔科维奇能够在斯大林的统 治下幸存）。许多指挥忽视了马勒的微妙性，用一种逐字逐句的驽钝去解读马勒，结果就仅是音符的有序排列。太多的马勒音乐会没能领会到精髓。
马勒在音乐中首次提起的话题，在今天看来更有说服力。我还是年轻作家时，住在租来的地下室里听马勒的音乐，常常能够联系到现代英国的种族歧视、 工厂混乱、阶级斗争、恋爱迷惑、异化和身份认同缺失。吾道不孤，这40 年来我看着他从公众意识的边缘渐渐走向中心，现在就连哈利-波特骑着扫帚升空时也要配上一段马勒的“复活”。
我在有限篇幅内也无法为“为何是马勒”提供更多的答案，然而一旦我们抓住了多义性的可能，就会发现马勒的音乐结合了智性的挑战与情感的宣泄，听 马勒，便是大悲大喜。有段时间我完全无法听其他人的音乐，还有段时间我连听一个他的音符也受不了。但我知道，无论何时我需要他来解释我的世界，他总会在那 里等着我。
在中国，马勒的时代还早着呢！
马勒诞辰150 周年之际，国内只能零星地听到几场音乐会，更多还只能寄希望于唱片。环球旗下著名古典音乐厂牌DG 除发行新版的伯恩斯坦指挥马勒全集外，还取百家之所长，推出了一套18CD 的精选版马勒全集，其中收录：库贝利克的第一和小泽征尔的《花之章》（blumine）、梅塔的第二、海丁克的第三、布列兹的第四、伯恩斯坦的第五、阿巴 多的第六、辛诺波里的第七、索尔蒂的第八、卡拉扬的第九、朱利尼的《大地之歌》。歌曲则分别是阿巴多的《少年的魔角》，伯恩斯坦的《旅人之歌》、《亡儿之 歌》、《吕克特歌曲集》，夏伊的《悲伤之歌》和马勒的钢琴四重奏等，是一套很适合入门者的精选集。
不演马勒是因为没能力
上海歌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张国勇认为，纪念马勒的活动意义非凡，但是演奏和欣赏他的作品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一个多元的信息社会，艺术和娱乐 常被混为一谈，整个社会处于浮躁状态。舞台艺术和交响音乐的魅力往往被娱乐节目的五光十色、喧闹刺激所淹没，比如鸟巢版图兰朵、超女、快男……”中国交响 乐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音乐学院的学生接触马勒的机会都很少，指挥教学所需的资料都不齐。张国勇透露：“ 中国大多数交响乐团在过去30 年的曲目积累中马勒的作品也不多。
作为晚期浪漫派的代表，马勒的音乐创作技巧高超、结构宏大、织体复杂、精神内涵深厚，无论是演奏、指挥还是欣赏都不容易。如庞大的乐队编制，经 常还涉及合唱和独唱，每逢演出第五交响曲，要找一个音色优美、技术有把握的独奏小号就成了问题。”张国勇表示：对于许多交响乐团而言，对于演马勒的作品既 向往又害怕，经济上的压力是罪魁祸首，也生怕辛辛苦苦排个半死，市场不接受。马勒第六到第九的音乐，不仅技术上、音乐上越来越复杂，对听众的接受能力也是 越来越大的挑战。
张国勇认为，在西方，马勒的时代的确来临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音乐在追求稀奇古怪的创意中达到顶峰，现在人们已经厌倦了以奇制胜的现 代音乐，反而回归古典，“马勒的音乐表现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但音乐结构和语汇都因不脱离传统而被人接收，既有技巧又有可听性，最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而在中国，从整个古典音乐行业而言，目前的生存环境是非常差的，人们很难静心去欣赏所谓没有引人眼球的亮点的音乐会，而大多数听众的理解和欣赏水平 都只流于表面。张国勇的言下之意是，“在中国，马勒时代的真正到来尚需时间。”
中国人理解马勒不够格
今年同样是肖邦诞辰200 周年，相比纪念肖邦，在著名乐评人刘雪枫看来，中国人纪念马勒“有点搞笑”，“连马勒为何物都不知道，还要纪念？！”在一篇《我们要什么样的马勒》中，刘 雪枫质疑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染病一般的“马勒崇拜”：“马勒的名声，就是被一批中国画家和作家搞坏了。20 年前，有一批画家总爱把马勒的家事同他的音效色彩连起来说事，他们边听马勒的音乐边画画；到了上世纪90 年代末，一批作家开始也掺和着发表一些‘聆听马勒的笔记’。”刘雪枫认为，“在中国，马勒的地位比瓦格纳更诡异和尴尬，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帮了倒忙。
正如马勒在上世纪40-60 年代在西方的复兴那样，马勒的音乐关系到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音乐圈，而是牵扯到整个文学界、哲学界、诗歌界。据刘雪枫介绍，瓦格纳之后，整个西方音乐圈几乎 被他笼罩，瓦格纳的野心是在歌剧中将所有的艺术种类结合到一起。马勒生前作为指挥，曾在布拉格、匈牙利、维也纳竭尽全力帮助瓦格纳音乐的传播，但他自己根 本不染指歌剧。他的目标是将复杂的戏剧性融合到交响乐中，包括若干部交响曲作品中的各自关联。马勒生前的知名度都来自于指挥或音乐总监的身份，另外，他女 儿和妻子的“传奇故事”也丰富了外界对马勒私生活的八卦需求，然而，他的作品却并未给他带来应有的反响。
刘雪枫认为，马勒生活在19 世纪末，其思想的构成丰富而混杂，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够格与马勒“共鸣”。这20 年来，我们对马勒的所有的认识全都停留在表面上。而早在上世纪60 年代，伯恩斯坦在马勒诞辰100周年之际，结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就已经将马勒音乐的各种综合性关系分析到了极致。
刘雪枫早年在音乐笔记《贴近浪漫时代》中，写过两篇有关马勒的文章。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说，在亲赴奥地利以及意大利施泰因巴赫、迈尔尼格、 托布拉赫三处马勒“作曲小屋”瞻仰之后，虽然不再像从前那么崇拜马勒，但他自认对马勒的理解更深刻了——“马勒在‘第五’之后，作品的精神性才丰富起 来”。
马勒的音乐是个“大美人”
与刘雪枫不同，在资深乐迷李严欢看来，马勒的音乐并非精英人士的专属，也不一定要有多高水平才能发表观点。李严欢说，为自己打开马勒音乐大门 的，是瓦尔特指挥的“第一交响曲”。此后，因为听闻马勒的音乐不好接受，太庞大，又艰涩，所以并未系统地听马勒，“4个乐章，一个半小时，这个量谁都不能 视为小菜一碟”。
1998 年，尚为高中生的李严欢在一本交响乐读物上看到将马勒“第九交响曲”列在推荐入门交响曲的名单上，感到颇为蹊跷。随后，他又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读到了 台湾作家吕正慧一篇名为《马勒拯救我于炎炎夏日》的文章，正巧手头上有一套伯恩斯坦16CD的马勒全集，便开始埋头听起来。李严欢说：“吕正慧的观点是， 马勒的音乐其实并不是很遥远，也并非很长很大，全是内心化的东西，甚至可以避暑用。文章虽然写得比较俗气，用‘大美人’来形容马勒的音乐，但却很朴实，意 思是说，真正的大美人，无需扭捏作态，从每个角度都有一种不经意的美。”
李向荣因为从小爱听音乐，就索性找了份唱片公司的工作。他说，他爱上马勒便是从“第二”末乐章、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诗作《复活》开始的： “歌词太动人了，面对死亡，超然接受，只是为了再度复活……”李向荣认为，马勒的乐迷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发烧友，他们出于马勒的音乐气势磅礴，能够测试机器 才爱上他，但也不乏从音乐本身出发的真爱。
“马勒音乐既崇高又夹杂着非常民间的调子，对比强烈，因此听起来很爽。然而，他矛盾和苦闷的感情，的确容易引发中国人的共鸣，尤其在这样一个时 代背景下，经历了苦难之后的中国人迎来了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时代。”与刘雪枫相反，李向荣觉得中国人在理解马勒上不见得天生输给西方人，他听过的最好的马 勒现场演出，就来自华人指挥家水蓝带领的乐手大部分是华人的新加坡交响乐团（SSO）在上海大剧院演奏的马勒“第九交响曲”。
虽然大多数中国的交响乐听众确实离真正理解马勒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张国勇所说：“无论你是以什么动机走进马勒，无论你是发烧友，还是爱乐者，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