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爱乐》2013年，第5期 作者：陈烨
不知是不是贝多芬发的难，自他开始的交响曲中，“第九”似乎一直被蒙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1827 年3月18 日，贝多芬曾写信给伦敦音乐家协会，表示即将创作他的《第十交响曲》但9 天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舒伯特在1828 年3 月完成了他的《第九“伟大”交响曲》，而负责首演的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却因为该曲难度太大而拒绝演奏，随后该作品即不知所踪，直至1839 年作曲家舒曼在舒伯特兄长费迪南的大量手稿中重新发现它后，这部杰作才重新浮出水面。此时舒伯特已逝世有10 年之久，他在世时并没能亲耳听到此作的“伟大”。1891 年至1894 年，布鲁克纳完成了他《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但第四乐章的创作一直持续到了1896 年，而且不等该乐章终止，布鲁克纳的生命却也先画上了句号。
前辈交响作曲家的“第九”阴影笼罩着马勒，为避开“第九”带来的厄运，他玩了一个小把戏——把本应成为“第九交响曲”的曲子命名成《大地之歌》，并且没有将它进行编号。他以为至此，便可以放心去创作他那正式的《第九交响曲》，并开始写作《第十交响曲》了，但是他终究没有写完就离开了人世。
这些史实让后世许多作曲家对“第九交响曲”产生了敬畏（例如与肖斯塔科维奇同时代的作曲家米亚科夫斯基为避开这个不详的数字一年之内连续创作了他的第九、第十交响曲，以冲过这道“坎”），但肖斯塔科维奇却没信这个“邪”，“堂而皇之”地在1945 年写作了他的《第九交响曲》。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肖斯塔科维奇对于宿命的对抗，更体现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面对战争的真实态度与立场。个中缘由还得从他的名作《第七交响曲》开始谈起。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作品中最为写实的一部。起初，作者曾为它的四个乐章都加上了标题，依次分别为：“战争”、“回忆”、“祖国辽阔的大地”、“未来的胜利”。虽然这些标题后来被取消了，但从他们的出现可以看出，作者意图用史诗般的笔调来表达他对这场战争的感受与思考。从音乐结构角度来看，第一乐章中代替展开部的插部、第四乐章中被改造的奏鸣曲式等都加强了对每一个场面的描绘的稳定性与写实性。同时，由于作曲家对形象鲜明的“侵略主题”、“抵抗主题”、“人民主题”综合运用，音乐即便没有标题，理解起来也并不困难，人们很容易将它与苏联在二战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牢牢捆绑在一起。在战争年代，它的创作与演出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勇气与斗志，而在和平年代，它又让我们不忘历史珍惜和平，同时也激起人们在和平时期产生关于战争的狂热且富有英雄气概的联想。
《第七交响曲》完成两年之后，也就是卫国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之机，肖斯塔科维奇写出了《第八交响曲》，在1943 年11 月4 日由姆拉文斯基指挥苏联交响乐团首演于莫斯科。虽然也是关于战争的思考，但《第八交响曲》的音乐却没有跟着战争形势来渲染乘胜追击的畅快，而是看到了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这部交响曲一共有5 个乐章，占全曲近一半篇幅的第一乐章和用固定低音变奏的帕斯卡利亚写成第四乐章都一直被笼罩在战后阴郁的气氛中。而如第一乐章中第一小提琴近指板演奏与作者在该乐章再现部第一主题域之后用英国管独奏的那个凄惨的宣叙调之类的配器则更加从局部点睛般地凸显出了作曲家在目睹战争对人类造成灾难后的感受。可是，作曲家的意图并没有得到当局的理解，当时有人称这部作品是：“主观主义情感和歪曲的表现主义的抑郁、自怜的忏悔。”该曲曾一度遭到禁演。肖斯塔科维奇后来说：“我感到非常遗憾，多年来，《第八交响曲》于1943 年夏天完成，它是那段艰辛时刻的反应，依我看来，它是同那时的态势完全相适应的。”
有人把《第七交响曲》看作是一部描述了战争的“英雄的编年史”，将《第八交响曲》看作是一部充满着对战争及其后果思索的“哲理的悲剧”。而当1945 年，卫国战争进入尾声，苏军已把战线推移到国境线以外，破坏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以全世界和苏联的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告终时，作为当时在国际上已名声显赫的交响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自然被希望能写出一部与历史上众多“第九交响曲”一样弘扬正义、胜利，气势雄伟的《第九交响曲》，在结构上也能与第七、第八交响曲构成一个“A、B、A”的三部曲。同时，在写作《第八交响曲》末乐章时，肖斯塔科维奇自己也曾表示，它“尝试瞻望未来，瞻望战后的年代。邪恶而丑陋的一切将会消失。美丽的事物将获胜利”。
1944 年，他的朋友兼传记作者拉宾诺维奇与他讨论第八之后的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曾表示：“是的，我已经开始想下一首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我希望能为合唱团、独唱者以及管弦乐团来写，如果我找得到适合的题材，而且又不怕别人怀疑我想厚颜类比的话( 也就是自比于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但出人意料的是，肖斯塔科维奇1945 年所作的《第九交响曲》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拉宾诺维奇是第一个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用钢琴弹奏他尚未首演的《第九交响曲》的人，他回忆到：“我们准备好要聆听一首新的杰作，我们在听过第七与第八之后理当有权作此期待，尤其是此时苏维埃人民与整个世界都还充满着战胜法西斯的胜利感。然而，我们听到相当不同的东西，它的出乎意料震惊了我们……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交响谐谑曲，几乎是个玩笑，有人会说它是一首小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也曾对弗尔科夫说:“我承认，我让领袖与导师的梦想有了希望。我宣布我正在谱写一首圣咏。我试着让他们别来烦我的工作，不过这个尝试却告失败。当我的第九演出的时候，斯大林气坏了。他深感受辱，因为曲中根本就没有合唱与独唱，而且也没有圣咏，甚至连一个小小的题献都没有。它只有音乐，而斯大林对音乐并不怎么了解，况且音乐的内容又模棱两可。”英国音乐学家艾瑞克·罗斯伯利甚至将它评价为：“或许是贝多芬以来最反英雄的第九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虽有五个乐章，一般情况下，除第一、第二乐章还是按照传统分段演奏外，其余部分一气呵成。在总谱中标注整曲演完的时间只要36分钟，其音乐给人的第一印象也完全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史诗般的悲壮、宏大，而是一种怪诞的滑稽，灰色的幽默。
第一乐章一开始作者就用小提琴声部主和弦的下行分解，后来长笛主题加入后音色变化，及后来的变节奏等手段制造出滑稽的感觉。在之后的副部主题中，长号与军鼓的音色给我们一种队列进行曲的提示，但当轻快的短笛声音一出现，这威武雄壮的场面顿时变成了几个孩子端着木质步枪在装模作样地学着队列行进的滑稽场景。短笛后半句中的八度大跳和连续同音断奏则又像是小孩子的举动引起大人不满后被大人哄赶而逃。
在第五乐章中，这些调侃式的“灰色幽默”不但得到了升级，而且在展开部中，被圆号的一句“催命式”的补充，加强了紧张情绪。接着，大号在低音区长音的加入使得音乐气氛顿时显得凝重、紧张了起来，这种紧张的气氛在后来调性转换、第二主题的旋律加密中得到了强化。在这些段落中作者貌似是要营造极致的辉煌，来达到热烈欢腾的效果，但音乐发展时体现出来的张力却出现了一种狰狞的感觉。
如果说在这部交响曲中，那些“灰色幽默”是肖斯塔科维奇用来讽刺对战争的胜利抱以狂热态度的讽刺，那么这些具有狰狞形象或悲叹情绪的段落就是对战争引发的扭曲心理与严重后果的直接揭露。在这部交响曲中，末乐章中的此类形象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在前面几个乐章中，作者就已经有了许多这方面的段落提示。当然，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也没有一味地嘲讽，在第二乐章第二主题的第三次变奏中，作者加入了由木管组演奏的对位旋律，绵长而哀怨的音调与后来弦乐部分的第二主题在织体与音量上的加强形成对比。仿佛告诉听众，迫近胜利的脚步也无法抚慰战争所造成的创伤。
这种深藏其中的悲悯情绪不光是《第九交响曲》核心情感基础，同时也是与“第七”、“第八”交响曲一脉相承的。在弗尔科夫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肖斯塔科维奇自己的后记：“第七交响曲成为我最受欢迎的作品。然而，令我感到气馁的是人们并不太能了解它的意义；可是在音乐里一切都很明白。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第七与第八交响曲则是我的安魂曲。”的确，我们在《第七交响曲》激昂的乐声中分明还能听见一些充满马勒式的悲叹与呻吟的段落。罗斯伯利推测：“在第七交响曲晦暗的部分，肖斯塔科维奇想到的可能是战争之前更为黑暗的时期，当时的敌人是看不到的。”这里的黑暗时期指的是斯大林发动整肃运动的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对此，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是的——是刽子手与绞首台
作为诗人写实的场景；
我们总是给人看我们的粗布丧服，
我们举着蜡烛行走，并为死者拗哭。”
《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在二战胜利前夕，可能它的形象不会如《第七交响曲》那样残留太多斯大林发动整肃运动时的回忆，但它也没有跟随大众，传达出战争结束时的如释重负的心态，而是遵从自己的良知，对于战争做出了沉痛的思考。不过，面对当时社会的呼声与政治环境，作曲家又不得不将《第九交响曲》写成一种表面上具有欢庆场面的作品。
有人曾对肖斯塔科维奇作了如下评述：“但事实是，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交响艺术中似乎总在探索着两条脉络，一个显然是公开的，一个显然是私密的，而且他手握一种有力而多样的风格任其驱策，来适应这两个世界。”作曲家之所以要这么做，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此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已经逐渐熟悉如何与政界或者说是政府控制下的文艺界的交手，他已逐渐吸取了在创作歌剧《梅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与《第四交响曲》时的经验，他懂得以圆滑的姿态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但显然，在音乐当中要作一首高明的“藏头诗”比说几句圆滑的检讨要困难得多。战后，新上任的文化部长安德烈·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手下爱将，他发起的文化整肃运动绝不亚于战前叶佐夫统治时期的政治整肃。肖斯塔科维奇自然成了被收拾的对象。但是，作曲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与政界人物的周旋方式，继续在发言中表达与政治首脑统一的立场，用一句俄国言语就是：他已经学会“以亲吻来表达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