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胡塞诺娃/文
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的发现包含了近期肖斯塔科维奇研究中出现的记录最为完好的资料。自奈莉·克拉维兹（Nelly Kravetz）发现肖斯塔科维奇和阿塞拜疆钢琴家、作曲家艾尔米拉·纳齐洛娃（Elmira Nazirova）的通信以来，一些以肖斯塔科维奇这段生平来解读第十交响曲的论文出现了。大略地说，这些文章讨论了肖斯塔科维奇对这位他曾经的学生的情感经历，以及这些情感是如何体现在这部交响曲中的。
本文的作者可能是艾尔米拉·纳齐洛娃最先透露她的这段生平的几个人之一。
在1992年，艾尔米拉移民以色列之前，她在电话中对我说：“艾达，我们要谈一谈，这事很重要。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当时我们的关系已十分亲密 —— 纳齐洛娃不仅是我在大学及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也是我真正的精神导师，对我做音乐家和做人都影响巨大。所以我把第一篇学术论文献给我敬爱的老师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如约赶到了纳齐洛娃位于巴库城郊的舒适温暖的住所。我真心地爱着这个地方，它使我想起我的钢琴课，纳齐洛娃的让人愉悦的生日晚会，以及与她和善的家人的聚会。那时我经常走访他们，去问声好或者去探讨一些音乐上的，或者私人的问题。
我们那天的私谈似乎会永远进行下去。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另一个相似的世界，一个隐藏在我孰知的表面下的世界。我知道纳齐洛娃和肖斯塔科维奇彼此相熟。几年来我一直十分仰慕那幅肖斯塔科维奇亲笔题写“给最亲爱的艾尔米拉 ——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敬献”的画像。很有象征意味的是，我们的谈话正好发生在这幅挂在纳齐洛娃书房墙上的画像边上。纳齐洛娃不是很兴奋；相反，在她说话时，我从她眼中看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她在数十年的沉静之后竟能倾诉出这么多来。
纳齐洛娃担心着她珍贵的手稿。“我们都知道移民这事有多复杂，”她说，“要过海关，还有许多官方的手续，我不知道这些信会有怎样的下落。所以我要你现在看这些信：我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写写里面的故事。”
我在那天听到和读到的让我如此惊异，以至本文在那时已几乎在我脑海中成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未能发表。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事实已不足以掀起轩然大波；但对我来说，讲述肖斯塔科维奇的真诚纯洁而又几乎绝望的爱情仍是必要的。肖斯塔科维奇和纳齐洛娃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境下见面的？他们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作曲家又是怎样把他这段生活里发生的事情提炼进第十交响曲的？最重要的是，这个进入伟大人物的生活和音乐的女性到底是谁呢？
他们初次见面是1947年在莫斯科。那时艾尔米拉已经以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音乐家的身份闻名于阿塞拜疆。她是个真正的少年天才，在阿塞拜疆音乐学院指导下的巴库音乐学院念书时，她被招进一个为天才儿童而开的特殊班级。纳齐洛娃1942年（14岁）时就在音乐上取得惊人成绩，阿塞拜疆作曲家联合会授予她会员资格。1944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举行“外高加索共和国音乐十年”汇演（Decade of Music of the Transcaucasian Republics），艾尔米拉演出了她的《钢琴前奏曲集》，她的作曲和钢琴演奏才能被包括莱因荷尔德·格利埃尔（Reinhold Gliere）在内的许多著名苏联音乐家大加褒奖。然而，此时对纳齐洛娃的未来有着重大决定作用的是乌采尔·哈吉贝约夫（Uzeir Hajibeyov）。此人被敬为国家级天才，被认为是阿塞拜疆古典音乐的奠基人。哈吉贝约夫建议艾尔米拉应在举世闻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正是如此，她才得以师从亚可夫·扎克（Yakov Zak）学习钢琴，师从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学习作曲。
她满心怀旧地对我讲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作曲班上的独特氛围。在他的课上，他鼓励学生深入某些作曲家的内心；在他的课上，经常有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激烈讨论；在他的课上，时常有海顿和贝多芬交响曲的双钢琴演奏；如此这些。
那段时间艾尔米拉见证了臭名昭著的1948年批判之后，肖斯塔科维奇的悲惨生活。这场大批判中肖氏被点名批评。她还记得，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她坐到肖斯塔科维奇附近，确切地说是肖氏周围的“真空”里面，然后作曲家问她：“你难道不害怕？”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纳齐洛娃那时并未意识到任何奇怪之处，肖斯塔科维奇对她的言行也未见异常。“我根本不敢往那方面想 —— 我在他面前会很紧张！”她解释道。
“他从不说他的感觉。”然而，某些情感 —— 也许是无意识的 —— 已经开始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心中成长。不然，我们怎么解释肖氏1953年7月29日给纳齐洛娃的信中所描述的、他从在巴库会见他的人群中认出艾尔米拉时的兴奋呢？
1948年，艾尔米拉在和阿塞拜疆医学院学生米伦·费尔结婚后回到巴库继续学业，在阿塞拜疆音乐学院师从吉奥吉伊·沙洛耶夫（Georgiy Sharoyev）学习钢琴，从鲍里斯·采德曼（Boris Zeidman）学习作曲。但是前苏联紧张忙碌的音乐生活很快使她再次与她的导师见面。肖斯塔科维奇和许多阿塞拜疆音乐家的联系使他经常到巴库访问。
1952年他两次来到巴库：三月份参加一场他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十二月出席他从前的学生、他的密友卡拉·卡拉耶夫（Kara Karayev）的芭蕾《七个美人》的首演。艾尔米拉也经常去莫斯科参加苏维埃作曲家联盟组织的各种活动，如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同事讨论专业问题，公开演出等等。1951年，她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克努谢维茨基（Sviatoslav Knushevitsky）一起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了她的大提琴奏鸣曲。这样，她得以一次次与他的心灵导师、她的那位特殊听众、同时也是严苛的批评家的肖斯塔科维奇见面。
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人在生活中、工作中俨然已是知己。他们经常会面，长时间散步，一起聆听贝多芬和马勒的交响曲，争论音乐和人生。肖斯塔科维奇经常就她的新作品提些建议，鼓励这位年轻作曲家注意某些音乐类型和形式，同时也把自己的创作构想告诉她。
纳齐洛娃十分珍惜肖斯塔科维奇亲笔题献并亲手赠与她的几本乐谱，包括他的《前奏曲与赋格》、第七、第八交响曲和罗伯特·舒曼的《妇人的爱与生活》。1953年4月4艾尔米拉收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封信，信里详细列出了初版《前奏曲与赋格》的印刷错误。这封信是他们长达三年半的通信的开端。这些珍贵文件的每一行都包含着有价值的信息。肖斯塔科维奇在信中分离了他对生活的讽刺的哲学沉思，他的作品的共同本质，以及与作品相关的个人经历。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信反映了他无比深刻复杂的情感；对纳齐洛娃的爱慕和对她在事业上的能力和成功的尊重与欣赏交融在一起，几乎每一封信里都能读出这种独特的交融。
有时肖斯塔科维奇喜欢用一种幽默的方法表达他的感情。在1953年6月21日的信中，他直接引用了兰斯基（Lensky）的咏叹调“我爱你”。他也表现出对纳齐洛娃正在创作的钢琴变奏曲、练习曲和钢琴协奏曲的浓厚兴趣，并详细询问了她的创作进程。在1954年1月25日的信中他写道：“我希望你能创作大量音乐，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作曲家。你拥有所有必要的条件。”
他们的关系显然不可能有结果。对此，肖斯塔科维奇写道：“我们的人生之路会合到一起吗？也许永远不会。有太多太多的理由说明这一点。”（1953年7月29日）然而，他称自己对艾尔米拉的感情为当时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1953年7月25日）。同一封信中肖斯塔科维奇告诉纳齐洛娃他已开始创作第十交响曲。这段时间他们通信频繁。从6月25日到10月30日艾尔米拉共收到18封肖斯塔科维奇的信。作曲家将作品的每次进展都告诉她。1953年8月10日的一封信中，肖斯塔科维奇说道，他看见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梦中听见了第三乐章的音乐。最终。在8月21日艾尔米拉无不惊讶地得知第三乐章的主题嵌入了她的名字！“这就是结果，”他在信中说，“就算没有这个结果，我也会一直想念你 —— 无论这个事实写没写进我拙劣的作品中去。”
本文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份关于第十交响曲的详尽的音乐学分析，而是揭示作品背后的心理学和构思上的灵感来源，以及作曲家的经历是如何转化为音乐元素的。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说，交替出现的音乐签名D-S-C-H和E-A-E-D-A暗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情感之深刻与深沉，而E-A-E-D-A动机那谜一般的渴求感则暗示了这份感情的不可能性。
那么这段炽烈的真情流露是如何与全曲的悲剧性如此平顺地融合一体的呢？前文中我已提到肖斯塔科维奇在1940年代末所经受的极度痛苦的根源：一场个人悲剧意外地侵入他的生活。但这场悲剧立刻转化为“音乐抵抗”：情感上的激励和其他因素一起使他拾回生活的信心。第十交响曲及它带给作曲家的声誉展示了这个过程的实现。在第三乐章的一系列隐喻之后，作曲家的音乐签名在终曲中以智慧和强劲生机的化身出现。
这个故事中还有一点揭示肖斯塔科维奇和纳齐洛娃的关系的本质，即E-A-E-D-A动机与马勒（Gustav Mahler）《大地之歌》中描述猿啼的主题的相似性。
在1953年9月17日的信中，肖斯塔科维奇表达了他对这个主题联系的真正的惊奇。他称它为“音乐学研究的有趣的食粮”。这样一来，肖斯塔科维奇从马勒的音乐中“听出”艾尔米拉的“名字”这一事实就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作曲家对马勒这位奥地利大师的景仰，而两人的曲风常有相似之处。然而，最重要的一方面应是两个主题在语义上的相似 —— 两者都描述了悲剧，在马勒是代表死亡，在肖斯塔科维奇是代表无望的爱。
作曲家邀请艾尔米拉出席1953年12月28日由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在音乐学院大厅举行的莫斯科首演。她告诉我，整个演出过程中她一直感到作曲家在盯着她。一年后此曲在巴库由阿布拉姆·斯塔塞维奇（Abram Stasevich）指挥上演。不久之后，附带着题献的第十交响曲的乐谱送到了阿塞拜疆作曲家联合会，同时到达的还有作曲家要求把乐谱送到被题献者手中的吩咐。纳齐洛娃回忆道，作曲家联合会的领导无不吃惊，一个举国闻名的人物竟会将作品题献给他年轻的阿塞拜疆同事！回忆这一切时，她笑了。
接着他们的通信就减少了。1954年艾尔米拉只收到五封信，1955年和1956年各只有一封信。在最后一封信（1956年9月13日）中，肖斯塔科维奇告诉她他要和玛格丽塔·卡依诺娃（Margarita Kainova）结婚了。
对纳齐洛娃来说，1950年代中期是她事业有成的重要时期。她以钢琴家的身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途经俄罗斯、格鲁吉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和伊拉克，并和几个乐团合作，指挥分别是尼亚兹（Niyazi，阿塞拜疆）、拉赫林（Rakhlin）、斯塔塞维奇（俄罗斯）、萨塔诺夫斯基（Satanovsky，波兰）等。作为作曲家，纳齐洛娃也取得了成功，例如她的《练习曲》、《阿拉伯主题钢琴协奏曲》和《阿尔巴尼亚主题双钢琴组曲》（这两部作品由她和菲克拉特·阿米洛夫（Fikrat Amirov）共同完成）。她的作品在阿塞拜疆钢琴音乐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71年艾尔米拉·纳兹洛娃成为阿塞拜疆音乐学院的教授，1972年当选钢琴系主任。她的音乐事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她被授予“阿塞拜疆荣誉艺术家”称号。
此后，在全苏联参加各种会议时，她又一次见到肖斯塔科维奇。自1953年以来两人很少见面。1956年三、四月间肖斯塔科维奇以荣誉嘉宾的身份出席了阿塞拜疆作曲家联合会第一次全会；1964年五月他参加了在阿塞拜疆举行的“俄罗斯文化十年”活动。在1968年七月假期命运又把他们带到了位于亚美尼亚迪力干的作曲家联盟度假中心。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2年10月于巴库举行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十年”活动中。当年，1950年代的情感高潮如今已尘埃落定，但是仍有一个秘密将两人的心牵在一起。
音乐的殿堂历来以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梅塔·阿贝格（Meta Abegg）、乔治·桑（George Sand）、玛蒂尔德·韦森堂克（Mathilde Wesendonck）、哈丽叶特·史密孙（Harriet Smithson）、爱玛·德彪西（Emma Debussy）等人物为荣。她们以伟大作曲家的灵感之神而被人称道，并在他们的传记和音乐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有一些原因使肖斯塔科维奇未能昭示第十交响曲的秘密。首先，他的道德追求使他尽量避免打扰双方的家庭。其次，像第十交响曲这样“随意的”题献也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相违背的，与社会主义作曲家的形象不符。
无论如何，第十交响曲背后的故事还是真相大白了。艾尔米拉·纳齐洛娃的名字被写进对肖斯塔科维奇的研究中，新的信息也被加入到他的最新传记和研究工作中。天才肖斯塔科维奇和他那理想化的爱情故事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一个举止优雅、魅力非凡的天才女性通过回忆讲述了这个故事，而由作曲家那双不安痉挛的手写出的无数纸页发黄的书信则将它记录下来。然而最重要的是，第十交响曲那不朽的音乐象征了他们不朽的感情 —— 在音乐中，“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和“艾尔米拉”将永远并肩站在一起。
作者简介
艾达·胡塞诺娃（Aida N. Huseynova）是阿塞拜疆巴库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副教授。她在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取得音乐学博学学位。2000至2002年她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印地安那大学音乐学院，居于美国布鲁明顿（Bloomington）。至今她已在阿塞拜疆、美国和德国出版30余篇（部）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