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有能力让地球上所有音乐厅空空荡荡。
勋伯格已去世50多年，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票房毒药。只要他的音乐出现在节目册上，赞助商们要么抗议要么开溜，就好像1902年2月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首演之际，勋伯格的哥哥海因里希不得不驱赶那些捣乱的人。
然而从任何方面说，《升华之夜》都不算无调性作品。它结合了晚期勃拉姆斯的和声温暖和施特劳斯的爱意——纠结而动人的美满结局。所以，它引起的反感并非纯音乐上的反应，也并非因为作曲家是争议人物，而是因为勋伯格的音乐中有一种让观众反感的东西，这种东西一直在持续作用，直到今天。
坏名声就像尼古丁一样，具有无形的吸引力。在《升华之夜》那晚，勋伯格被迷住了，之后他洋洋得意地吹嘘：“丑闻从未停止。”他给自己贴上了“被迫成为革新者的保守者”的标签，并于1908年开始大肆毁坏从音乐诞生之初便统治欧洲的调性传统。
他宣称：“我的重大发现可以保证德国音乐在下个100年中的至尊地位。”可惜，很快公众的鄙夷和政治剧变证明了他的错误，但是他的“序列”方法成为20世纪后半期现代音乐的基石。在动荡岁月中，他的音乐并不比施特劳斯的《埃莱克特拉》更难听，甚至不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暴烈；在《月迷彼埃罗》（Pierrot Lunaire）中，勋伯格甚至还写过如同康定斯基油画那样柔情的音乐，在他的第一部序列音作品《小夜曲》（Op.24）中，完全没有现代主义那种因扭曲的自卑而产生的撕心尖叫。然而勋伯格在所有粗鲁吵闹的作曲家中，却被妖魔化成了音乐史的怪物，悦耳音调的毁灭者。
1916年，勋伯格42岁时应征入伍，有士兵不依不饶地问他：“你就是那个臭名远扬的作曲家吗？”勋伯格回答：“我承认，但事情是这样的：总有人要当那个人，却又没有人想当，所以我就一人承担了。”他坚信改革的潮流无法阻挡，是来自更高意志的要求。“我相信艺术之诞生不是为了‘我可以’而是‘我必须’。” 他曾这样写道。他承受着人们的敌对情绪，心中却怀着希望。“有一天，送奶人也会吹着我的曲子而不是普契尼的吧。”
半个世纪过去了，歌手们仍在上下求索，勉力唱准他写的咏叹调，爱乐者们多半把他看成干巴巴的理论家。谁在害怕阿诺德·勋伯格？几乎是西方文明的全体吧。
那么这个苦行僧、早秃莽撞的犹太小店主的孩子，为何能引起如此持续的反感？部分厌恶来自他的犹太人身份，这是整个中欧的耻辱；他过于严肃的个性也是一方面，无法融入肤浅享乐的社会。维也纳人最恨提及，勋伯格是除了舒伯特之外，在这个音乐之都诞生的唯一伟大的作曲家。
反感的根源来自勋伯格的个性，这种个性至今还未有任何心理传记能够摹画。勋伯格没有什么密友。策姆林斯基是他的唯一导师，也是他第一任妻子玛蒂尔德的哥哥，而他在玛蒂尔德去世后不到一年就另觅新欢，令策姆林斯基十分不悦；他对待自己的徒弟阿尔班·贝尔格和韦伯恩就像对待旧衣服一样随意，许多年后他才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同僚。
1935年，勋伯格穷困潦倒地流落到安逸的好莱坞，没有人敢直呼其名。他吸引了一些大牌仰慕者，比如卓别林和格什温。格什温和勋伯格一样热爱绘画和网球，他还为勋伯格画过一幅方脸肖像。勋伯格在网球场上从不服输，如果遇到挑战，他会像麦肯罗一样狠摔球拍。
格什温央求勋伯格给自己上课，勋伯格说：“我只会让你成为一个二流勋伯格，而你已经是一流的格什温了。”格什温期盼能够写出“一些简单的东西”，像一首莫扎特弦乐四重奏那样，“我不是个简单的人。”勋伯格说。
他的不近人情令可能的诠释者望而却步。“我很乐意为无法演奏的作品名单再添一笔，”他指的是1940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我希望协奏曲难一些，也希望人的小手指更长。我可以等。”费城首演之夜，许多听众离席而去。
他的偶像是摩西和拿破仑，他为前者写了歌剧，为后者写了颂歌。希特勒掌权时，他宣布放弃作曲，“将来只为犹太复国而努力”。他甚至成立了犹太统一党，可惜没有吸引到支持者。他太有原则，无法成为政治领袖。他像摩西一样明白希望之乡非己力所能及；像拿破仑一样晚年被流放他乡。
理解勋伯格的关键在于他一生中所画的70多幅自画像。他的凝视中有一种一尘不变的斗争性。这些标题为“凝视”的画作将观众吸入了凝视的漩涡，却拒绝展现终极的深处。他的音乐也一样，他不像精神导师马勒那样一览无余，他从不暴露自我。他太挑剔，太藐视煽动家的手段，他不会用柔情的尾声或美妙的颤音去迎合大众。简言之，他难以接近，仅凭这一点而无需其他偏见，就足以阻拦大众接受他的音乐。
不过全球变暖已渐渐融化了高山积雪。在新的世纪，勋伯格被视为与毕加索和乔伊斯一样改变了人类对艺术形式的认知。如今，勋伯格的音乐成为爱思考的听众的庇护所，虽然有着填字游戏般的错综复杂，但一旦解开密码，就能获得最深刻的感官满足。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广播三台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