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春天，德沃夏克接到了一封来自遥远之地的信——美国的珍妮特·瑟伯夫人（Mrs Jeannette Thurber）邀请他前往纽约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这位瑟伯夫人是一位美国杂货商巨头的妻子，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对赞助音乐事业不遗余力。她曾于1884年在纽约组建了一个用英语演出经典歌剧的歌剧团，但她很快就发现，维持这样一个团体的庞大费用连她都感到吃力，于是数年后她不得不解散了歌剧团。但她对音乐事业的热情并未降低，她头脑中萌发出一个新的宏伟计划：成立一座音乐学院，并由此确立音乐创作上的美国学派。这个大胆计划竟然真地被这位敢作敢为的富商之妻变成了现实！为了保证她的学院有出类拔萃的艺术水准和号召力，她要物色到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为她担任院长，最后，她将目光盯住了波希米亚的安东宁·德沃夏克。
此时已五十八岁的德沃夏克面对这一邀请颇感踌躇，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前往美国赴任。除了新大陆对于一位欧洲人的新奇魅力以及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度开展事业的前景之外，瑟伯夫人提供的丰厚收入也相当诱人：1万5千美元，折合成德沃夏克自己国家的货币约为3万古尔盾，而德沃夏克在布拉格能够得到的全部的年收入为1千2百古尔盾。当然，德沃夏克在美国度过的三年不止是挣到了比在家乡高出几十倍的钱，他还认识了一个新的国家和她的人民，领略到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些人生体验不可能不给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带来变化，加之在这段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岁月里，他备受思乡之苦，更赋予他笔下的音乐以一种格外动人的抒情色彩及情感表达的戏剧性。这一切在他到美国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即第九交响曲以及后来写出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有着最鲜明的体现。第九《自新世界》交响曲称得上德沃夏克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交响乐文献中演出率最高的曲目之一。德沃夏克于1893年1月10日开始动笔写作，至5月24日最后完成。数月后的12月16日，德沃夏克的朋友安东·塞德尔（Anton Seidl）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在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首演了这部交响曲，赢得听众极为热烈的欢呼，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第二乐章被重新演奏了一遍。从首演之日起，这部交响曲的不朽地位即牢牢确立。
这是否同它的标题“自新世界”有关？事实上这一标题并没有伴随着这部交响曲的创作，德沃夏克是在把总谱交给塞德尔前的最后一刻才将它加上的，因而很难说它蕴含着多少明确的标题性内涵。但在这部交响曲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的这个标题确实引发了种种阐释，它们常常失之于“过度解释”，而过分个人化、主观化的阐释难免影响对作品音乐美的领会。我们或许应该像对待德沃夏克在美国期间创作的另一部作品《美国》四重奏（F大调第12四重奏，作品96号，我们会在中国爱乐乐团的下一个音乐季里听到这部作品）的标题一样，将它看作对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曲家精神状态的提示。将这部交响曲当作“歌颂美国和捷克两国民族精神的赞歌”（此说来自爱德华·唐斯为纽约爱乐乐团撰写的乐曲解说，见《管弦乐名曲解说》，上册，第517页）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在聆听这部作品时，我们在交响曲的传统形式内不难体会到两种感情或者生命状态——昂扬进取的积极因素和去国怀乡的惆怅感伤，这两种感情的交织、撞击以及与之相伴的场景和由此激发的想象贯穿于每个乐章。如果进一步理解，在这种冲突中还隐含着一层更加深刻的冲突，即作为“旧世界”的欧洲所代表的传统文明与“新世界”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间的冲突，这是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对时代精神的体悟和表达。
珍妮特·瑟伯夫人一直期待德沃夏克能创作一部真正代表美国风格的作品，她建议作曲家从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长诗《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选取题材，写一部美国歌剧。德沃夏克通过捷克文译本阅读了这部描写印第安人的伟大诗篇，深受感动，诗中的很多场景在他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他未能如瑟伯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写出歌剧，而是将他从诗中获得的灵感连同他对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音乐的研究一并倾注到第九《自新世界》交响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