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出莫扎特的音乐在流畅悦耳的背后，还有深厚的形式造诣与高超的写作技艺，理解莫扎特也就提升了一个层次。从某种角度看，莫扎特音乐的自如歌唱直接针对我们的听觉感官需要，而他的形式创意与巧妙构思则满足了我们头脑的理性好奇。但是，通过这两个层面体认莫扎特的音乐，是否已经足够？除了感性的愉悦和理性的满足，我们对音乐乃至对艺术，似乎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希望，通过音乐，应该要有心灵的感悟，要对人性与世界有更深的参透。莫扎特的音乐，当然不在例外。
于是，我们需要向更深的层面开掘，去触及莫扎特音乐的真正核心——它的人性内涵和人文向度。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但不妨分两个方面来分析莫扎特音乐的人文向度，虽然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我认为，莫扎特音乐的第一个深层人文向度是性格的复杂性和情绪的多维性。从上文的讨论中，大家或许已经认识到，莫扎特成熟时期的音乐绝不能用“简单”或“欢快”来形容。恰恰相反，莫扎特的音乐往往展现出惊人的复杂与多维的性格特征。这里的所谓复杂与多维，并不是指莫扎特音乐的结构思维和写作技巧，而是指莫扎特音乐的心理感觉和性格内涵。莫扎特音乐的谱面文本大多极为简洁明了，但这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音符，一旦被真正懂行的表演家精心演绎，往往就会带有丰富、多变而意味深长的表情特质。伟大的德国钢琴家施纳贝尔曾说，“莫扎特的音乐，对孩童太容易，对音乐家太困难。”这句非常著名的悖论反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其实，莫扎特的音乐色彩以灰色为主，虽然偏亮，但阴影时常出现，层次变化极多。这其实正代表了他对人生的总体看法和态度：世态炎凉，冷暖自知，但也无需苛求，不妨坦然面对。
在他后期的器乐乐章或歌剧唱段中，我们可以听到频繁的大小调色彩交替、敏感的半音和声变化和丰富的内声部进行，音乐表现的情感和心理维度由此充满了难以言传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一支看似光明的旋律音调，只在瞬间就可能被一个小和弦引向悲情的方向，谁知作曲家笔锋一转，很快又把听众拉回到欢乐之中，但这里的欢乐已不再“单纯”，而是有些异样，带了一丝灰暗。像《降B大调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K.595的第一乐章这样的音乐，我们甚至都很难判定，音乐到底是大调还是小调，情绪究竟是安慰还是悲愁，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是两者无法分离？《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K.550末乐章的副部主题，明明是晴空万里的舒展旋律，但内声部突然出现一段不祥的半音下行，我们的心，也顿时随之黯然。但是，不要紧，就只是一会儿，阴影很快就会过去——这就是莫扎特的音乐，它是人生境况的真实写照，甜酸苦辣，百味其中，但绝不是贝多芬式的大喜大悲。在西方的莫扎特研究中，人们常常用“ambiguity”（不确定性）一词来定义莫扎特音乐的心理性格。其实，在我看来，所谓的不确定，那是因为人类的日常语言根本不能精确地描述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生命感受。而莫扎特的音乐恰恰用精确的音乐塑造，捕捉到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无法言状的喜中有悲的心理境况，以及那些无法命名的泪中带笑的情感状态。
六、莫扎特音乐的深层人文向度之二：包容与超越
更进一步，莫扎特的第二个深层人文向度，是他音乐中对人性幅度的宽广包容性和观察人性所独有的超越角度。而这个方面的最佳例证，非他的歌剧创作莫属。正是在歌剧领域中，莫扎特显示了远比贝多芬更为宽广和全面的包容性。莫扎特享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音乐戏剧家的美誉，其原因在于，他不但能以“入乎其中”的同情心态体察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人世的悲欢离合，而且还能以“出乎其外”的超越眼光洞穿人情世故的内在品质。因此，莫扎特歌剧人物的音乐塑造，除了“栩栩如生”的生动感之外，还具有令人回味的温情感、反讽性乃至一丝淡淡的嘲弄意味。与莫扎特相比，贝多芬在音乐中体现人物日常生活、表达人类世俗情感的能力就有些捉襟见肘。贝多芬只擅长表达升华性的情感，只对人类最严肃、最重大、最深沉的心理领域发生兴趣。他一生只写过一部令他禅思竭虑的歌剧《费岱里奥》。当他在其中必须面对许多世俗的场景和喜剧的因素时，他的手脚就不免显得粗大笨拙。然而，对于莫扎特，描写人世百态，刻画市井人物，那是他最胜任愉快的事情。似乎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他一个人身上，或者说他有能力化为一切不同的人物。无论是年少怀春的凯鲁比诺，还是聪明到有点自负的男仆费加罗，无论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唐乔凡尼，还是卑微而不起眼的捕鸟人帕帕盖诺，莫扎特都能用包容而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们。如果说贝多芬的音乐往往给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俯瞰人生，则莫扎特的歌剧是更多以平视乃至全方位的视角洞察和透视人物。
不仅如此。莫扎特的歌剧除了描绘具有广阔社会幅度的人物群像之外，还提供了某种秘而不宣的人生哲学与豁达超越的生命态度。在风俗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莫扎特嘲弄了社会等级的荒谬和人性的顽劣，但他通过伯爵夫人的高洁音调，引导着众人摆脱庸俗的日常喧闹，在这个谈不上完美的人世中，让我们“听”到人心向善的可能性。《唐乔凡尼》塑造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个人英雄，虽然他最后遭到报应，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却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女人心》深刻质疑人类感情的可靠性，但在讽刺时又带着无奈的理解和微妙的同情。而在集莫扎特音乐风格之大成的《魔笛》中，所有人物，无论地位尊卑和智力高下，都有可能获得智慧和美德，并企及人性的觉醒——这种博爱和平等的启蒙精神不仅反映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中，而且也用音乐的风格和语言予以直接展现。在这些莫扎特的优秀歌剧中，我们看到了如此丰富而多彩的人生图画，但使所有这一切染上特别色彩的，是莫扎特音乐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包容一切、理解一切而又超越一切的客观同情心态。
七、尾声：莫扎特的多维时间性
或许，莫扎特音乐中的性格复杂性和情感包容性，使莫扎特与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关联，因为每个时代都能在莫扎特身上找到所需要的元素。但是，莫扎特音乐中那种对人性弱点的透视和理解，以及对人生命题略带悲观的疑虑眼光，似乎特别能够唤起我们现代人的共鸣。分析到最后，甚至可以认为，莫扎特音乐的内在性质其实比贝多芬更加“现代”。他的音乐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势不可挡”，其骨子里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奈和阴影。总体而论，莫扎特对待人性的态度比贝多芬更加微妙、更加多变，也更加复杂。20世纪以来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惨剧，经历了核弹威胁的恐怖和冷战对峙的不测，我们在看待世界和生活时，早已不再像19世纪那样乐观和天真。于是，我们现代人和莫扎特之间，达成了某种特别的默契。但另一方面，莫扎特即便是对生活产生严重的怀疑，他也从来不会放弃憧憬，不会陷入绝望，不会走向暴怒。说到底，莫扎特毕竟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儿子。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与“现代人”有缘，但“现代人”却不再具备莫扎特般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故此，我们看到，莫扎特的音乐具有奇异的多维时间性。他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是18世纪的精粹结晶，但他通过音乐作品表达出来的心灵感受和人生态度，却不仅具有特别的现代感，而且还超越古今，直接指向了永恒。
［演讲者简介］杨燕迪，1963年生。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博导）。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先后于1983年、1986年和1994年获得学士、硕士（导师谭冰若教授）和博士学位（导师钱仁康教授）。曾留学英国，并在美国和德国进行学术研究。发表有关音乐学基础理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批评等方面的著译近200万字。曾获得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的多种荣誉称号与学术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