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王安潮在《音乐周报》上对我的再度反批评文章《民族音乐之“本”谁敢丢？》，从王君在《艺术作品要有国别性》中说：“有人倡导‘音乐无国界’……认为艺术作品应该‘趋大同’……运用西方通行的表达方式展现中国音乐”。可以看出，敢“丢本”的人正是王君所说的“有人”。这个“有人”也正是我连续写质疑王君的文章一再追问且王君一直不愿回答的人。现在反过来责问我就没有道理了。我原本就不相信有人会在“丝绸之路”艺术节上说那样的话才提出质疑。质疑的目的是想提醒，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这个美好的主题时，不要又制造一些谬误放在那儿。
王君一再避答自己提供的无名无姓的“有人”是谁，那我们再看看王君举的有名有姓的人吧。这个证据同样有错误，这个好核实。王君说：“当年小泽征尔听弦乐队《二泉映月》（以下简称《泉》）时并没有被深深触动，但当他听到二胡拉奏该曲时却俯首并深重地感慨‘此曲应跪着听’。虽然音乐还是一样的，但二胡版附载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属性，表达的是源头音韵的本体，而非通识性的、大同认知的音符。”首先，错误举要如下：（1）王君举小泽要跪着听的例子是作为他批驳“无国界”的证据，然而，小泽那时还这样说:“音乐是一种国际语言，从根本上讲，能沟通人们的心声”（请见1979年报道）。（2）弦乐合奏《泉》是吴祖强根据阿炳音乐的再创作，尽管取材于阿炳的《泉》，但这音乐能“一样”吗？（3）吴祖强说：“我曾想创作一部完完全全民族气质的音乐作品。于是我把阿炳的《泉》改编成管弦乐。”这不能说就是“通识性的、大同认知的音符”。尽管这在王君看来弱化了“中国文化属性”，但这也不能说就“丢本”了。（4）王君说吴祖强作品没有深深触动小泽完全缺乏事实证据。相反，吴祖强2005年说，小泽1978年来访正是此前听了他的《泉》后“十分激动”的夙愿；1986年张葆莘的《小泽征尔哭了》也说吴的作品很受1973年来华访问的美国音乐专家的欢迎。认为这是一部既“忧伤”又“甜蜜”的作品，乐团离开时还特意要了一份乐谱回国学习。王君用“下跪”来衡量是否被“深深触动”太苛刻了吧。这“甜美”的作品没必要“俯首”、“深重”，更没必要“跪着听”。1980年小泽邀请中央院包括姜建华在内的师生去美国参加音乐节，其中曲目有吴的《泉》而没有阿炳的《泉》。如没有被深深感动过为何如此？王君在赞一个作品时又贬一个作品是典型的西方式“非此即彼”思维，这跟他在弘扬民族音乐时非要找个“稻草人”来垫背是一样的。企图避答“有人”是谁并不能掩盖文章的缺陷。以弘扬民族音乐为名也不可能就消除了文章的错识。
其次，既然王君很在乎小泽这“跪”，那我们来看看小泽当初是怎么下跪的。由于查不到小泽自己说这话的直接证据，因此笔者通过文献调查如下：中国知网上最早可查到的是1994年任志扬引用赵沨爆料“跪”的信息：小泽在中央院听17岁学生姜建华演奏《泉》时泪流满面地说：“这种音乐应跪听”，说着便从椅子上顺势跪下去，是坐在旁边的赵沨把他拉了起来；1996年谭志湘称，小泽是来到无锡阿炳的墓地听到播放阿炳的录音后要跪下的；1996年龙迪勇称，是听“二胡演奏家姜建华演奏”时跪下的；2000年徐林晃称是在“音乐厅”下跪的；2001年周仁良称“双膝跪地”且还“泣不成声”；2002年范忠东、巩成国、董平（2006年）称是听闵惠芬演奏该曲时下跪的；2002年郑同艺称小泽是跟他的乐队队员说要跪着听的；2003年黄恩鹏称，小泽“以自己的心贴向九泉下阿炳的心”下跪；2003年彭立立称是在音乐大厅指挥闵惠芬演奏二胡协奏曲《泉》后“长跪不起”；2003年许嘉路称小泽听该曲时是“咕咚”跪下的；2004年杨方东称是1977年下跪的；2006年马卫华称，在听姜建华演奏后建议把该曲改成小提琴协奏曲并在举行演出后才说出要“跪着听”，显然连说这句话的整个时空都变了。
2007年何晖称小泽当着千余位观众的面跪下来指挥了《泉》；2008年陆地称是1987年小泽听后跪下的；2008年丁绍璠称是在上海听后下跪的；同年崔晓岚称是1971年小泽来华演出听后下跪的，朱华贤更称小泽跪地使得姜建华都停止了演奏；2009年高晓鹏称小泽每次听完二胡协奏曲《泉》都会激动地泪流满面，认为要跪着听； 2011年孙媛媛称小泽是听了该曲录音后下跪的；2011年任姗姗称“小泽听到有间琴房传出……入迷后”说要跪着听；2012年缪维称“小泽指挥结束后跪在台上”；2013年王丽娜称小泽是在中央院一个教学楼拐角处听该曲后热泪；2014年彭根发称小泽是听了闵惠芬演奏《江河水》、姜建华演奏《泉》时说要跪着听；2016年朱志荣称小泽前一天听钢琴演奏《泉》没感觉，第二天再听二胡拉时忽然跪下来了……限于篇幅，笔者列举到此。
胡适当年写了本《差不多先生传》来指责国人的“不认真”，小泽这一跪不要紧，竟然跪出这么多“差不多”的版本。我们这是在搞研究呢还是在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