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巴伦博伊姆近日遭遇“职场暴力”的指控与弹劾。几名曾与他在柏林歌剧院管弦乐团共事的乐手称其性格暴躁易怒、霸道且专横，多次在排练甚至音乐会现场向乐手发泄不满。由于不能适应巴伦博伊姆的性格，他们当中有人选择辞职或长期接受抗抑郁治疗。这一事件在欧洲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乐界继性别歧视、Metoo运动、罢工风波之后又一焦点，并将“职场暴力”这一话题推向舆论高峰。
孰是孰非
巴伦博伊姆是罕有的全能型艺术家，是伟大的钢琴家、杰出的指挥大师、成功的乐团组织者和领导人、深刻的音乐思想家，以及世界知名的和平大使。岁月和病痛丝毫没有阻碍他前进的步伐，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天才，如今仍活跃在他所热爱的音乐热土。然而，此次关于“职场暴力”的指控，有可能致使他的指挥事业就此终结。
2022年他与其就职的柏林歌剧院管弦乐团合约即将到期，届时他将年满80岁。日前他正在与乐团商谈续约问题，弹劾事件在这个关键时刻爆发也不由令人浮想联翩。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驱逐运动，反对者企图通过舆论施压阻挠他的续约计划。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性格暴躁部分是因性情所致，但他坚决否认对乐手存在人格侮辱。巴伦博伊姆对此表示：“我出生在阿根廷，我血液里流淌着拉美人的血统。我偶尔会发点小脾气，老实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我的初衷是让音乐家们尽己所能，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如果他们寻找托辞拒绝精进艺术，我就会失去耐心。”
各执一词
的确如此，巴伦博伊姆性情暴躁音乐圈路人皆知。有乐手抱怨说，巴伦博伊姆常常因为一些琐事生气。有时是因为一个乐手心不在焉，有时是因为一些不合时宜的音乐会礼仪，还有时是因为他所青睐的乐手休假没来排练。他甚至曾斥责一位由于亲人刚离世而不在状态的乐手。有一次，一位乐手患了肠胃流感，医生说他病得太重以至于无法演奏，巴伦博伊姆勃然大怒。乐手们说，他发泄怒火的方式不仅限于言语，他甚至曾不止一次抓住乐手的双肩疯狂摇晃。目前有三人对巴伦博伊姆进行实名指控，这三人均离开了柏林歌剧院管弦乐团。其中，以长号乐手马丁·莱因哈特的指控最为激烈，他因曾与巴伦博伊姆共事至今身心备受折磨。由于这份不称心的工作，他饱受压力和失眠的折磨，如今转投哥本哈根爱乐乐团演奏，并在那里担任管弦乐队主席。他说：“我工作时总是心惊胆颤。巴伦博伊姆性格喜怒无常，常因一点小事就翻脸。”另一位定音鼓演奏家威利·希尔格斯称：“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我饱受摧残，那是我这么多年来最糟糕的时期。我患上抑郁和高血压。但不幸的是，许多和我一样遭受过伤害的人，都因为害怕被逐出乐坛而选择沉默。”第三位实名指控者是小提琴乐手比阿特·舒伯特。这些乐手现身说法的指控，无一不勾勒出巴伦博伊姆暴躁善变、独裁专横的形象。
功不可没
尽管乐手们并不能完全认同巴伦博伊姆的指挥风格，但对其天赋才能、专业水准和敬业态度，包括指控者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和巴伦博伊姆共事，我收获了我一生最好的音乐工作经历，对此我非常感激。但不得不说，这份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马丁·莱因哈特如是说。巴伦博伊姆对柏林歌剧院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不仅带领乐团进军世界一流，为乐团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还推动了歌剧院音乐厅的改造和重建。柏林前市长克劳斯·沃维特曾说：“巴伦博伊姆是柏林的文化灯塔，是人们所仰望追捧的对象，是柏林惟一的世界级明星。”
音乐至上
巴伦博伊姆的管理哲学似乎是：响鼓必用重锤。在他看来，他的乐手们无所不能，尽管他的要求在乐手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当巴伦博伊姆度假时，乐手们总是忧心忡忡。因为这意味着他会带着新的想法回来，而乐手们必须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今年1月27日，巴伦博伊姆在指挥施特劳斯歌剧《厄勒克特拉》时刚做完眼部手术，由于几乎看不到乐谱以至于经常犯错，这些错误又增加了他的精神压力，但他不愿就此停歇。一位曾经和他共事的乐手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台上无忧无虑地工作过。巴伦博伊姆只是希望我们能和他一样付出同样的精力。”在巴伦博伊姆的支持者看来，他的严肃苛刻充分体现出他献身艺术的生命追求。在指控事件爆发后，歌剧院艺术总监荣根·弗林姆首先站出来对巴伦博伊姆予以声援：“他是个胸怀天下的领袖人物，也绝非没有同情心。”当一位名叫巴特兹多夫的乐手退休时，巴伦博伊姆为他准备了独特的告别仪式。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的数千名观众面前，他站起身为巴特兹多夫致感谢辞。当得知乐手阿克塞尔·威尔佐克患上癌症时，巴伦博伊姆陪伴左右，直到病魔带走他的生命。
“音乐暴力”不可避免吗？
巴伦博伊姆的口头禅是：“音乐高于一切。”这是他的人生格言，并以此要求与他共事的演奏家们。但在今天的大环境下，特别是连普通乐迷都热衷于比较卡拉扬与阿巴多的指挥艺术差异，并肯定阿巴多的民主作风，巴伦博伊姆的“暴君”作风，难免更加为人难以接受与忍受。指挥家与演奏家作为相伴共存的艺术伙伴，其对音乐精神的追求或许并无二致，但如何实现却需要更多的耐心与相互理解。就此次巴伦博伊姆的“职场暴力”事件，或许只是天才型艺术家的个案。无法忍受的乐手已经离开乐团，这些指控也无法撼动巴伦博伊姆的艺术成就，但此次事件引发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对“天才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反思，以及对巴伦博伊姆续约的乐团政治阴谋论，更应把思考方向投向对音乐总监的权力制衡与音乐领域“职场暴力”乃至“教学暴力”的监督与程度判定。唯有如此，才能让音乐事业中的权力主导者，能够检醒并且学会自我约束。
巴伦博伊姆曾说：“当我是个指挥，我就是音乐上的独裁者，音乐的速度、音量，我说了算。但作为人，我崇尚众生平等。”生活中的巴伦博伊姆不缺朋友，但倘若伟大音乐家一旦处于工作状态，就变了一个人。或许他们在创造伟大音乐的同时，更需要思考这个创造音乐的过程是否违背音乐艺术的真正意义所在。这可能不仅是一个情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