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还在部队当兵，每天早饭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连队的有线广播转播的都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春日的早晨，当突然听到广播中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我像触电一样， 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了起来。
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文艺 方面最大的解放信号就是每隔几天就有一两首“文革”中被禁的歌曲重新播放，意味着平反。但这些被平反的都是“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像《洪湖水浪打浪》、 《绣金匾》、《十送红军》等等，重播外国“贵族资产阶级音乐”，这还是第一次。我知道，这些音乐在“文革”前就被禁了。我父母曾经非常喜欢听中央台的“外 国轻音乐”节目，但在我的印象中，这档节目在“四清”开始前就停播了，因为他们当时喜欢与几位“臭味相投”的同事谈论听后感，“四清”时被揭发出来曾经挨 批，更不必说在 “文革”中这成为罪状之一。
在“文革”中，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公开，他在1963年12月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 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 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这“两个批示”在“文革”十年经常读背，我也在长大成人中知道了 “外国轻音乐”停播，甚至听一听就是“罪过”的背景。就在“文革”后期，还专门批判过“无标题音乐”，点名批判贝多芬。
所以，这时突然听到中央台重播贝多芬，不能不令人震惊，这不仅意味着“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被否定，还意味着“文革”前的某些“左”的东西也被否 定。当时，我不可能知道，重播贝多芬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才决定的，只是佩服电台有勇有谋，敢于播出贝多芬，并在前面增加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导语作为“合法性”依据。
一
列宁喜欢贝多芬，有他夫人及高尔基的回忆为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高层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读“马列七本书”，这样，在“毛选”四卷 外，还可以读马恩列斯的书了。但“马列”毕竟是洋人，所以还出版了一些诸如“名词解释”和“文革”前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和文章，配合学 习。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印涅萨是个很好的音乐家，她鼓动大家去听演奏贝多芬作品的音乐会，而她自己把贝多芬的许多作品演奏得很好。伊里 奇喜欢音乐，特别喜欢‘Sonatepathetique’，经常请求她演奏。后来，在苏维埃时代，他还到过瞿鲁巴那里去听某著名音乐家怎样演奏这一奏鸣 曲。”（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Sonatepathetique”，即贝多芬著名的《悲怆奏鸣 曲》。据高尔基回忆，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前妻，译者注）的住宅里，列宁听到伊撒 亚·多波洛所奏的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 《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超越人力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于是眯起眼睛，露出 微笑，他不大快乐地添加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 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您的手会被咬掉的。您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的。唔—唔 ——任务是多么可怕地艰巨啊！’”（高尔基：“列宁”，《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无论“悲怆”还是“热情”，列宁都喜欢，确凿无误地 说明列宁对贝多芬的热爱。
刚刚粉碎“四人帮”，确有必要用列宁来为贝多芬提供“合法性”。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列宁对高尔基赞美贝多芬时的这后半段：音乐其实会使 他说出一些“漂亮的蠢话”，使他感叹“人们的脑袋”在“肮脏的地狱里”也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而现在的任务却是“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所以 他“不能常常听音乐”。但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IlyaEhren－bury）在20世纪60年代写回忆录时注意到了此点，在追忆列宁的不长片断中却 大段摘引了高尔基的这段回忆。他特别说明，之所以摘引这么长一段引文，是为了说明“列宁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它 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
他所说的“复杂性”，即列宁一方面担心美好的音乐会妨碍他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和勇气，一方面仍常常听音乐、尤其是还喜欢听贝多芬。确实，包括严酷 的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一直没有禁止贝多芬，没有禁止古典交响乐。也可能因此，“无产阶级文艺从 《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才成为中国“文革”时概括“样板戏”意义的经典论断。
当然，“文革”话语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争论时，对包括贝多芬在内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批判就成为“反修防修”斗争的一部 分。从1963年底起，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严厉，外国音乐渐被禁止播出、演奏。当时的主导观点是，“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 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 对。”一时间，“取消交响乐”成为代表革命的意见，一些地方的管弦乐队被解散，洋乐队要改为民乐队，一些洋乐乐手开始改行，李德伦回忆说：“曾流传一个 ‘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是横着拉的，到30岁时，被迫立起来改行拉二胡了！”（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这时，连中央乐团能否存在都成为问题。为了生存，中央乐团在1964年3至4月间搞了一个 “活命月”，对外则称交响乐“普及月”，就是到基层演出节目、介绍乐器知识。当然，只能演奏革命歌曲，连“大跃进”时“洋为中用”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 山伯与祝英台》也因属“才子佳人”而在禁演之列。尽管许多地方群众一再要求演“梁祝”，甚至发生过演出结束后群众不让走，在他们上车后向他们扔石子抗议的 事件，使他们处在既不能演，也不能说明是“上面”不让演的尴尬境地，只能一再向观众道歉。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乐队只要“中国的多，外国的少”就比 较合适，“咱们中国多的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使中央乐团得以暂时保留。中央乐团当然格外珍视这次 “死里逃生”的机会，创作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奏”。此时已开始“大学毛著”运动，不但创作者要边创作边学，演奏者在排练时也要先学“毛著”，而且学一段， 奏一段，奏完总结，然后再学再奏，直到排练成功，这时便要说这是学“毛著”的成果
（罗筠筠：《李德伦传》，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二
“文革”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变得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盟友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 《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正借“九一三”事件批“左”的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 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千万不要因为外交关系把靡靡之音在我们电台广播。文化组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慎重对待。”江青坚决反对，此事只能作罢。
不过，周恩来仍以婉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10月2日，他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接见抗战时期即与他们认识的美国钢琴家哈登 （Had－dens）夫妇时明确表示，为了使我们的样板戏能够拿到外国去，必须允许外国文艺团体如交响乐及民间歌舞来华演出（《交响人生》）。
不久，为欢迎西德外长希尔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要李德伦准备演奏贝多芬交响曲，李提出演奏贝多芬的《命运》，得到周恩来认 可。但希尔来华时，“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以时间紧张保证不了演出质量为由指示停止演出。基辛格来华时，李德伦与江青、于会泳一起讨论曲目时，《命运》却 被于会泳认为是宣扬“宿命论”而被否定；李德伦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颂拿破仑”之名否决。最终，获准通过的是于会泳提出的《田园》，说是歌颂大自 然。李德伦暗自忖思，如果按你们的逻辑，《田园》不也可以说是歌颂地主庄园吗？终于，在基辛格访华时，中央乐团为他演奏了《田园》，虽然是专为他开的内部 音乐会，但由于十年未演奏过外国作品，演出质量很低，不过这毕竟是十年来第一次演奏外国作品。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这种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来再次专门 要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李德伦谈到《英雄》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 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后，周恩来还要李德伦写了一个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 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李德伦传》）。
1973年3月到9月，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等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在闭关多年的“文革”确是 引人注目的大事。虽然邀请他们来华演出，但中方规定来华演奏的曲目最终要由中方决定，实际上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这些乐团对中国情况略有所 知，所以节目中都有诸如 《黄河》、《红色娘子军》、《工农进行曲》等中国的革命曲目。费城交响乐团报来的演奏曲目中有贝多芬的《命运》，中方未表反对，但飞机快着陆时，中方突然 要求一定要改奏 《田园》，只因江青又表示《命运》歌颂“宿命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