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NicholasPlatt)知道这是江青的决定，不能改变，但他也知道，要让费城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已经 七十多岁的奥曼迪 (EugeneOrmandy)临时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园》列入节目单，演出可能将无限期推迟，对刚刚开始恢复接触、文化交流刚刚起 步的中美关系，负面影响极大。卜励德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一个向奥曼迪解释必须演奏《田园》的原因。飞机着陆后，他立即对奥曼迪说，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 命，《田园》中描述的自然风光让革命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第三乐章中的暴风雨是革命经历的磨难的写照，而第四乐章表达的欢快情绪正与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合拍， 所以中方要求必须演奏此曲。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一点中国革命史，不过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我急中生智临时编出来的。”（荣筱箐：“‘田园’对话‘黄河’ ——费城交响乐团跨越35年的访华之旅”，2008年6月4日 《南方周末》）奥曼迪终于同意改奏《田园》，但费城乐团并没有带《田园》的乐谱，李德伦只得把中央乐团的乐谱借给他们使用。每个指挥都有自己的风格、习 惯，都会在自己的乐谱上作不少记号，奥曼迪用李德伦的乐谱指挥，也是勉为其难。这些乐团的演出虽然做了公开报道，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演”，因为并不公 开售票，而是内部分配给一些单位。在那个年代，得票者必须“政治上可靠”。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时，江青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列 斯皮基（Ot－torinoRespighi）的《罗马的松树》表现罗马军团进军声的声响却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满地说：“这哪儿是松树，松树有这样的 吗？”“松涛也没有这样响的呀？！”（《李德伦传》）
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必将对国内文化“生态”产生某种影响。因此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冲突也越来越直接、激烈，这在音乐领域也明显反映出来。 1973年的9月12日晚，周恩来、江青等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 舵手》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当时被指是林彪集团成员，因此江青当场大怒，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检讨。第二天，中国 舞剧团领导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就此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的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 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0月，为中央乐团赴日演出事宜，双方又发生直接冲突。中央乐团应日本民间对华友好社团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原定11月赴日演出，以展示“文革”成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民间团体，故提出只能接待80人左右的乐队和独唱演员，周恩 来表示尊重日方要求。但江青等人则提出，如果只去乐队，便只能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一些独唱节目，而无法上演有合唱的交响乐《沙家浜》和《毛主席诗词 五首》，因此坚持要带上合唱队，人数起码要130人以上。由于日方表示接待有困难，中央乐团访日只能延期。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他在有关材料上这样批示江 青、姚文元等：“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以后当引以为戒”，表示我有关方面已向日方道歉，并强调乐团访日的规模大小、时间长短都应适合日方的要求，两 国团体友好往来和外交不同，要照顾一点。“他们认为去的乐队只能是小型的，我们非大型不可，这不是强加于人吗？”“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 人家接受我们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同月，“对外友协”准备邀请两位土耳其音乐家，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位钢琴家月底来华访问，作为土耳其国庆五十周年两国文化交流一部分。“对外 友协”在其委托李德伦审查演奏曲目的上报材料中说：“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 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这份报告经外交部亚洲司和国务院文化组几 位负责人会签后上报中央，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及在京其他政治局委员依次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姚文元同时在材料上还写了一个“注”：“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是表现某种情绪变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一下。”江青 对姚文元此“注”又有一段批示：“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见，舒曼，特别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听起来像哭，有的晦涩难懂，像发神经病似的。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 ‘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后来又加批：“有标题音乐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通，例如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 《罗马的松树》。李德伦同志应为中央提供正确的材料参考，不要使我们上当。”张春桥马上加批：“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乐团不但应向中央作正确介 绍，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向群众作正确介绍。”10月25日，李德伦在巨大压力下给江青写检讨信，对自己作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这样，“对外友协”不能不再 向中央打补充请求报告，经外交部正、副部长阅后，再由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会签重报中央。10月29日，周恩来批示，现在两位音乐家已赶不上土耳其国庆 期间来华，“11月是否愿意来，需与土方商谈再定”。
这两位土耳其音乐家绝想不到自己的访华演出竟会如此复杂、甚至引发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当“对外友协”与他们商量是否同意延期 访华时，他们仍欣然表示同意。于是“对外友协”只能第三次打报告，又经层层批准，报到中央。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批示：“有关演出节目的曲目简介，李 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请予审阅。本件拟同意，现送洪文、康生（暂不送）、剑英、德生、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李德伦传》） 但江青见该件后在11月18日批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第二天，即11月19日，此时处境非常困难的周 恩来还是软中带硬地针对江青的批示再作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 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周恩来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困难是因为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 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 ‘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 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就在周恩来被政治局开会批评的情况下，12月7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召开了首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传达江青的批示，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 滥”。会议主持人说：“这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要认为是个别人心血来潮，偶然提到、无关紧要，而是要肃清流毒的问题”，“一定要揭示 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讲这种话的人代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抽掉阶级的人性论”，并说邀请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出是 “开门揖盗”。12月25日到30日，又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干部和部分音乐界人士参加的大会，这次连开五天的会议有110人参加，主题仍是贯彻江 青指示和批判“无标题音乐”。主持人说，江青批示“对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都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对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及时、很必要、很重要 的”。批判提倡“无标题音乐”是“替文艺黑线翻案”，“有的人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公开跳出来，非常嚣张”，“某些人崇洋思想抬头，对外 国资产阶级文化渗透丧失警惕，相当严重”。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李德伦传》）。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周恩来与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PierreElliottTrudeau）商定的翌年温哥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